此后罗马进入所谓的王政时期，最初的国王都是埃特鲁斯坎人，包括罗穆路斯本人。所以上面的传说也可以这样解读：罗穆路斯和瑞穆斯是流落或迁徙到拉丁人领域的埃特鲁斯坎人，他们统治了当地的拉丁部族，建立了罗马城并自立为王。所谓亚尔巴龙迦城就是他们的埃特鲁尼亚母邦。该时期先后有七个王在位，前四个因为出身农民而被称为农民王，后三个是所谓的商人王。当时的政体分为三部分：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国王，由一百名部落贵族长老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全体罗马市民列席的市民大会，后两者行使顾问权和立法否决权，对王权进行约束。所以这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君主制，而更接近希腊式的民主制。 果然，当最后一个国王即所谓的“傲慢王”塔克文不满君权有名无实而试图以暴力实现全面独裁时，遭遇到市民们的强烈反抗。“傲慢王”于公元前509年被放逐，罗马遂跨入共和时期。共和制政体中保留了元老院和市民大会，同时以两个由市民大会选举出的执政官取代国王，这个职位的任期只有一年，对终身制的取缔遏制了独裁的势头。共和体制此后进行了不断完善，陆续增设了如维护平民权益的保民官等其他职位，危急情况下还多次选出总揽大权以保证行政效率的短期独裁官。

罗马民众对异族国王的驱逐和对国纲的重塑，可以理解为政治上去除埃特鲁里亚化和拉丁文化自信心的塑造。此后罗马迅速走上了扩张道路，很快就通过主导与其他拉丁部族组成的“拉丁同盟”，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第勒尼安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罗马人没有小富即安，亚平宁没有巴尔干那些细碎重叠的山峦阻碍地理视野，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统一整个意大利半岛。 公元前272年被拖垮了的希腊皮鲁斯王撤军，标志着希腊势力退出意大利南部。至此，为实现统一的阶段性目标，罗马人又投入了约200年的时间。罗马的成功主要依靠两个法宝，其一是宽容而开明的政治战略。罗马人对盟友不横征暴敛，对被征服者不赶尽杀绝，广开胸怀，给所有愿意入盟的人以平等的罗马公民待遇，而公民权则意味着来自罗马的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承诺。这一政策保证了盟友的向心力和忠诚，后来帮助罗马渡过了在汉尼拔的铁骑面前丢盔弃甲的危急时刻。其二是新颖高明的军团战术。军队被分解为百人单位的支队，再各由30个支队组成军团，每个支队自成体系，共同进退，再演练各队之间的配合，形成阵法。阵脚移动灵活，后列队伍随时换上替换疲惫士兵，这一点颇像我国古代用兵的风格。

军团侧翼还配有机动性强的骑兵保护，及时增援，呈现了混编军团的格局。 罗马的征服史并非一帆风顺。公元前390年就曾被呼啸而来的北方高卢人突袭，罗马城陷落竟达七个月之久，几乎亡国，最后落到用黄金将城市赎回的窘境。当罗马以地区强国的身份参与地中海区域的政治角力时，即刻面临更残酷的考验。公元前264～前146年，罗马和迦太基共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书写了战争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篇。 （注：布匿战争——得名于腓尼基人的拉丁名称布匿克斯（punicus），而迦太基国就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是垄断地中海西部贸易的海上强国，拥有本区最大的海军，实力远达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当罗马人不再满足于陆地疆域而打算染指海权时，两强间的冲突便势不可免。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中，旱鸭子罗马人并不避短，毅然将主战场选择在了敌人擅长的大海上。他们在失败中积累经验，迅速建设海军，并在战船上设置了别致的乌鸦吊桥，钉住敌船后投放士兵，发挥自身陆战优势，以甲板上的战斗制胜。而迦太基的传统舰队冲角战法无用武之地，于是失去了制海权和西西里岛。

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军事天才汉尼拔（Hannibal）以西班牙为基地重振旗鼓，统率包括战象在内的奇兵翻越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无人能偃其锋，一度令罗马城危在旦夕。然而罗马同盟的忠诚使汉尼拔不能在当地获得增援补给，无力策动决战。罗马军恢复元气之后采用围魏救赵之计，渡海反攻北非迦太基城，汉尼拔只得返国驰援，仓卒之下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拖垮了对手。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屈辱和约，领土、经济和军力均被严重削夺。汉尼拔被迫远走海外，服毒自尽。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是一次纯粹的侵略毁灭战争。因为迦太基经济的复苏引起了罗马政客的惊恐不安，为了永除后患而再次兴兵，迦太基陷落后被抢掠焚毁，罗马人又将焦土深翻并撒盐，以确保不会再有城市于此兴起。迦太基被俘获人口则悉数远卖他乡为奴，迦太基古国于是从尘世中被彻底抹去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