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帝国的战争历时数十年，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之后，得陇望蜀觊觎希腊本土。公元前492年，波斯王派遣使节前往希腊索取“土和水”，希望通过威压令其归顺，但是希腊人将使节投入井内，叫他们自便，尽情取用“土和水”。波斯王大怒兴兵，但是他的第一批远征军在海上遇到风暴，全军覆没。两年后，波斯王大流士派出另一支远征军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雅典人由于诸城邦之间的不谐而几乎是孤军作战，但是他们士气高昂的方阵仍然将优势敌兵击败。长跑能手菲狄浦底斯征尘未洗便从战场飞奔回雅典报捷，并因此过度劳累而死，这个事件就是当代的马拉松长跑的来源。此役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自信。十年后，约50万人的强大的波斯军队由亲征的波斯王薛西斯率领，取道陆路卷土重来。这次希腊诸邦精诚团结，并肩作战，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力战至死，留下了斯巴达300壮士不辱使命、与关隘同亡的佳话。波斯人破关后长驱直入，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却在城市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舰队，一举扭转战局，逼迫波斯军队退兵。

公元前479年，10万希腊联军勇猛追击，与30万敌军在小亚细亚展开决战并取胜，同时希腊联合舰队也赢得海战的最终胜利。波斯的势力被逐出了欧洲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也被逐一解放恢复自由。公元前449年，波斯同意缔结和约，希波战争遂正式结束。这样，希腊人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当时那种意气风发、豪迈而狂喜的激越心态，堪称一时无两。而通过这次战争，也确立了世界文明分为东西方的对峙大格局。） 希波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专制帝权统治，得以保全自己的民主自由。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在伯里克利（Pericles）当政时期（公元前443～前429年）达到高潮。其间城邦权力完全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40次例会，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做出详细决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贫民也可以担任公职。此外还建立由陪审团做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希腊进入了所谓的“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可见，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当时已经初具雏形。

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当年雅典城邦创造性的政体尝试，今天为我们所熟悉的民主政体便成了无源之水，实在很难去设想其突然的历史发生。 伯里克利曾有如下的自豪宣言：“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却有节度；我们尊重知识，却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愚蠢地用来向他人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努力去摆脱贫穷；在雅典，我们不认为不关心政治的市民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我们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合格的市民、是没有意义的人。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希腊的师范。”

如果不能领会古希腊人的精神和气质的话，是绝对无法理解其建筑和美术的精义所在的；而如果不了解古希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结构的话，也不可能准确把握其人民的心理状态和审美趣味，这就是在此间不惜耗费篇幅以尽可能简练而周全地介绍其时代大背景的原因。其实，这一机制绝不仅仅对古希腊人适用，而是普遍适用于人类文明史所有时期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造物，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被变革更新后的环境所改造着，在这种不断的循环式互动中，人类的主观和客观世界都在日变日新，这种主体和客体间的互相拉动在事实上成就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且保证了动态更新的不断延续。编年史、风俗史和艺术史，其实都是互为表里的同一发展运动进程中的一部分，是同一块钻石的不同外切面。所以，如果仅仅将它们各自孤立起来个别研究，就会犯管中窥豹的疏失，不能将真实加以全面客观地还原。 所以，在我们进入所谓“正题”之前，还要再尝试着尽可能为读者们描绘一幅活生生的古希腊城邦公民的肖像。因为，如果我们能近距离结识古典艺术的创造者和赏鉴者的话，冷冰冰的艺术品自然就不会再显得陌生费解。

这样看来，我们并没有拐弯抹角，而正是选择了一条直通心智的捷径。 古希腊人虚心好奇、多思好辩、善于借鉴学习，他们喜爱到海外去旅行，在途中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他们用开放的态度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用理性的尺度加以衡量。这种理性主义表现在苏格拉底的主张中即是：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苏格拉底尤其强调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的重要性，他说：“我就像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叮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像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对养育和保护自己的城邦，他们体会到真切的认同和骄傲，对寄托在城邦独立自主上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不惜自我牺牲也要竭力加以保全。 古希腊人恪守中庸，朴素自然，趣味高尚，不事浮夸，纵然是富有人家，住所内也是器物寥寥，四壁萧然，几乎没有装饰。日常饮食不过是些非常简单的面包、葡萄酒和少许橄榄。在衣着方面也延续这种力戒奢华的风格，在叫作“chiton”

的短上衣外穿着宽松的白色粗布斗篷或者裙袍，绝不奇装异服。与此同时，他们严格维护个人清洁，须发修剪一丝不苟，力求仪表堂堂。在他们眼中，人自然健康的面貌是最美的，而不是来自衣物和饰物。在注重修容之外，又特别推重强壮优美的体格，所以也尤其重视通过诸如赛跑和游泳进行体育锻炼。在运动场和其他公众场合，体格健美的人常常以裸体坦然示人，敢于展示自己没有缺陷的身体乃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而竞赛冠军完美匀称的裸体，总是受到大众一致的青睐崇拜，并且为其造像加以纪念，这就是希腊古典雕塑里面所着意强调的人体题材的社会审美心理根源。节制有度，返朴归真，古希腊人由此避免了物欲对人性的可能奴役，转而将生命力投注于身心的自我完善事业中，发展精神生活，拓展人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