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安人（Porian）其实和迈锡尼人一样，最初都属于印欧语族的游牧部族。印欧语族发源于欧亚大草原西部的里海地区，世代赶着大车逐水草而居，出身虽然寒微，但是这个高身材、蓝眼睛、肤色白皙的族系的前途不可限量。到了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广布于东欧多瑙河平原到中亚的广阔地区,并成就了许多伟大文明，最东边有雅利安（Aryan）人占领了印度；在中亚有赫梯人和波斯人（Perian）先后建立的庞大帝国；在欧洲，自称为赫伦人（Hellenes）的多利安人建立了光芒夺目的希腊古典文明，等等。由于印欧语族的扩散，在欧亚大陆上面从印度直到西欧铺展开了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和血缘的脉络，不仅仅在语言上，更在人种遗传上表现出明显的共性。 （注：赫伦（Hellen）——按照古希腊神话，赫伦是丢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的儿子。当宙斯掀起末世大洪水毁灭人类的时候，丢卡利翁和皮拉乘坐类似诺亚方舟的大船逃出生天，然后在阿波罗所住的帕尔纳索斯山中的缪斯女神的花园中心重新登陆，并从此繁衍出新一代的人类。

类似的末世大洪水的传说广泛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和中国的大禹治水，就此看来，那也许是由于气候变迁或者是巨大天灾而造成的普世大洪水，应该是一次真确的史实。） 多利安人和迈锡尼人虽然有着共同的起点，但是由于前者赶着羊群在东欧平原里面多徜徉了那么几百年，等到大家重新聚首的时候，他们早已完全认不出来如今阔绰体面地住在城堡里的表亲了。但是彼此身上毕竟带着相同的才智基因，所以就很快地消除了自卑感，学习到了表亲们的生产技术和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铁制武器的方法，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并依靠更强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占据了后者的领地并取而代之。此间由于征战引起的动荡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当迈锡尼人的王国瓦解后，社会结构由奴隶制国家退回到了氏族部落制度，城市遭到破毁，商旅断绝，文化没落，希腊陷入“黑暗时代”。 倔犟的多利安人抛弃了爱琴文明的发展模式，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这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对将来的古典文明的面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决定着这条道路走向的中心坐标，就是所谓的城邦制。 城邦制的产生，有其自然地理原因。

希腊地区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分隔成细碎的小块，所以这里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幅员建立庞大复杂的帝国组织，也没有可以作为地区兼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多利安人的村落通常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选址，在山顶上面修筑供应急避难的堡垒，也就是“卫城”或“高城”，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大而成的居留地就形成了“城邦”。许多规模类似的小城邦并立，彼此都没有实现兼并的实力，而是互相牵制并保持独立，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城邦制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过渡到王国制，本身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原因除了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之外，应该还有来自于民族气质和其他众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如今做到的，更多的仅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而已，也即：在部落到城邦的形成过程中，随着商业的发展，本地农业在不利的比较价格下受到伤害，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而且都对原来的氏族贵族土地占有制深为不满。在其推动下，发生了政治变革，出现了所谓僭主政治的贵族寡头政体，没有合法世袭依据的“僭主”为了取得民意支持，常常向平民做出让步，限制特权阶级。

在城邦雅典，这样的僭主政治先是发展为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然后通过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建立了平民广泛平等参与的公民大会制度，为雅典将来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而雅典又因此成为了希腊多数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城邦的楷模。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并行发展中，这就是斯巴达人的军事王国制度。斯巴达人一开始走的是传统的奴隶制王国发展道路，在侵占了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之后，就把土著居民变成了称为希洛人的奴隶，将政权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但是，其特色所在则是举国皆兵的军事化管理制度。因为斯巴达族人本身相对数量较少，为了保持对邻国的威慑力和对本国奴隶的控制，便有意识地对所有贵族和自由民进行军事训练和管理。比如，将体弱多病的婴孩早早加以遗弃淘汰；男孩七岁起就住到兵营里接受训练；所有男子在六十岁之前均受军纪约束，随时参战；女孩也从小进行集体教育和锻炼，以保证其健康的生育能力。他们鄙视奢侈品，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消。早晨要跳入冰冷的河水中锻炼，食品单调匮乏，居住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

虽然不必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是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构成了单调朴素同时又充满了荣誉感和责任感的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像回家会见亲人这类小资情调的私事只能偷偷进行了。这种社会制度造就了整个希腊最有战斗力的步兵，但是，也使斯巴达人对艺术创造和哲学思考不感兴趣，同时也完全无暇去顾及。 希腊的古典文明是由以雅典为中心的奉行民主制度的城邦世界创造的，而城邦雅典正是这一文明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雅典得名于城市的保护神——智慧和正义女神雅典娜（Athena）。相传古时候雅典娜和海神波塞冬争着做这个城市的保护神，而市民们选择了许诺赠与他们智慧的雅典娜。这个故事的寓意在现实中确实得以兑现，古雅典人热爱知识，精研学术，重视教育，才人辈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和这座城市已经合为一体，更不消提那无数技艺精湛的美术家和作品等身的戏剧家了。

雅典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来自整个希腊世界最杰出的才俊，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一形势来源于两个历史原因：首先是雅典在历次希波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主导作用，使其深孚众望，在建立被称为“提洛同盟”的政治共同体之后，成为诸城邦事实上的盟主；其次是因为雅典施行在当时最开明最自由的民主制度，活跃的学术气氛受到鼓励，林立的学院和广场为能人智士提供了讲坛，而庞大的市政建设则为能工巧匠们提供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