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推行了成功的“土改”之后，19世纪又在另一个知识分子格伦特维的领导下，推出了另一个独特的社会改革实践：“群众运动”。这项“群众运动”最先从宗教领域发起，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涉及丹麦全社会的教育、群众组织和经济合作的运动。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格伦特维所创建的“人民高中”，颇像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开办的农民讲习所。“人民高中”不仅教育了农民，并且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这项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在19世纪后期兴起的“农业合作社”。从1877年开始，从美国和阿根廷等国家出口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青睐。以农业为生的大多数丹麦人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挑战。他们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成立大大小小的合作机构。以这些“合作社”为基础，丹麦农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降低了单位成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丹麦农业的基本结构。 “群众运动”在丹麦境内开花结果，它们的效应一直延续到今天。从19世纪的“步枪协会”、“体操协会”到“本地议事厅运动”，到今天种类繁多的各种组织和协会活动，丹麦人的“群众运动”一直蓬勃开展。

这些群众组织，在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从而造就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培养出了独特的丹麦社会形态，也培养出丹麦人的社会品性，造就了今天丹麦的“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一位丹麦的文化历史学家曾经在他的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现在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对丹麦这个“协会之国”的第一次体验。一天下午，我那时大概10岁左右，我站在我叔叔的肉铺里，看他做鹅肝酱。他的皮夹子掉了出来，等他把东西都拣起来之后，我们便开始谈论他的皮夹子中间装的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钱，但这只皮夹子中更重要的东西却是超过一打的各种各样的会员卡。所有这些会员卡都来自我们的家乡，一个铁路边上不起眼的小镇。今天，我只需要半分钟，就能够点出我自己参加的所有协会中的前15个——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丹麦人的协会之多，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有一个玩笑说，只要有4个丹麦人碰巧在一起，他们就会采取行动来建立一个协会。用一个丹麦朋友的话说，如果你感到自己的背部经常疼痛，你便可以去建立一个“背部经常疼痛者协会”

，在政府注册，邀请全丹麦所有背部不舒服的人参加，并对社会和政治施加影响。如果你发现背部疼痛的人在丹麦有相当的数量，你甚至可以发起一个“背部疼痛党”，去参加本地或国家的大选，成为政府和立法机构中的一员，为所有的背部疼痛者争取相应的权利。 在这里，个人与“组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即便像我这样一个老外，如果想要在奥尔堡打羽毛球的话，我都得先找到“组织”才行。也就是说，我必须先参加一个俱乐部，才可能找到一家与俱乐部有联系的体育馆去打球，否则没门。我本来喜欢羽毛球，对丹麦七八十年代的世界冠军弗斯洛斯记忆犹新，但在丹麦半年之久，就是没有打过一次羽毛球，原因是我找过几家“组织”，都因对收费和手续的厌恶而没有加入。 北欧福利社会一度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令人羡慕的伊甸园。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高级社会主义”的天堂开始遭遇到经济上的苦恼。高福利待遇给公民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生存关怀，但同时也消磨了他们的个人能动性。没有了生存的压力和危机感，任何勤劳的人都有可能变得过于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