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丹 丹麦人的“社会主义心态” 曾经有一个丹麦人不无骄傲地向我宣布，丹麦的社会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体制。他听说我在美国生活过，便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美国那地方，太资本主义化了。”我请教他，为什么说美国太资本主义化？难道丹麦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说，丹麦，甚至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不该算做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传统上来说，丹麦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社会分配的原则和政府行为的方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在丹麦，最响亮的政府工作口号之一是，任何人不得被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丹麦社会的组织结构，它的政府哲学，是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受到同等照顾：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大多数时候，这个口号是特指由政府来照顾那些竞争中的弱者：生病的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穷人。 丹麦社会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支柱，实际上是遵循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基本逻辑。就个人收入而言，丹麦人近乎每个月的工资的一半都归国家所有：个人收入的50%左右必须以所得税的形式上缴政府。如果收入更高，那么所得税的比例还要上升到接近60%。

除此而外，在商店里无论是买一盒牛奶还是买一条内裤，都得交25%的价值附加税。在中国，人人都在抱怨国家对私人汽车征税太高，没想到丹麦的汽车税水平也不在中国之下。征税的结果，是在丹麦买汽车和在中国买汽车一样贵。一个丹麦朋友在我初到丹麦时告诫我，我在超级市场里买的米，每一颗上面都有25%的消费税。所有的消费税，在卖给你的时候就已经包含在价格之中了。 这样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均贫富”的调节机制，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形式的体现。不管你怎样具有竞争能力，也不管你能挣多少钱，反正你得拿出一半来贡献社会。从理论上讲，你挣得越多，你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因此，经济的运作机制尽管是资本主义式的，但社会的分配机制却是社会主义的。可以这样说，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增值越快，他赚取的剩余价值越大，就意味着他对丹麦社会的贡献越大。他不仅要将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而且当他发了财之后，他越是想过一下豪华生活，越是想消费，他交的消费税也就越多，他为丹麦的社会福利提供的钱也就越多。 由于高税收制度的存在，在丹麦社会里较少看到野心勃勃的大资本家，更不容易出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美国式的商界英雄。

这个道理很简单：再多的资本积累，再快的资本增值，最终都有一半多要交给国家，那还不如省着点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丹麦，巨型私营企业凤毛麟角。20世纪80年代末一项统计显示，在丹麦的企业里，占绝大部分的是中小企业，雇用人员在500人以上，就算是丹麦的大企业了，它们只占到丹麦企业总数的1%，70%的企业的雇用人员在6~49人之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个体户或者比个体户大一点。考虑到丹麦的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这种情形也属正常。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把这种特点与丹麦人的社会心态挂钩。许多丹麦人的一种说法是，德国人之所以能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就，是因为德国人不懂得享受生活。 “社会主义心态”的文化基础 夸张一点说，在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也许可以找到很多答案，但我的理解却是文化上的。 比如丹麦。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丹麦的农耕文明经历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革命：土地改革。由当时丹麦最有影响力的贵族政治家瑞凡特罗倡导的这次“土改”，将丹麦的雇农从封建领主制度的桎梏中彻底解放了出来。

在土改中，有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是农民的个人安全保障；第二，是农民居住权利不受出生地限制；第三，是对强迫性劳动的正规化管理；第四，是对农业用地和农民居住格局的管理调整。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农民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成为事实，并保障他们的社会能动性，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从而从整体上发挥丹麦农业的生产力。 这次“土改”涉及的社会面和产生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程度讲，它奠定了丹麦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