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凤霞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1)

爱新觉罗?溥仪，是个世界闻名的特殊人物，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以前我知道末代皇帝——宣统，那是在看了电影《末代皇帝》以后才知道的。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所在单位中国评剧院和全国政协同在一条大街——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相隔不远。因此，我的单位有机会组织劳改队去支援政协，我也常被派去。

我是在劳动中认识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皇帝是个可怜人，我觉得他很善良。他常说：“我三岁做了皇上，我的七叔载涛三岁做了镇国将军，我能管谁?他能镇谁?现在想想多么可笑!”皇帝溥仪在一九五九年被宣布特赦，改过自新，离开抚顺劳改监狱，他很真诚地认为他的新生是人民给他的，要好好生活、学习、劳动，过好后半生平民百姓的日子。他回到北京在他的涛七叔家头一次吃的是菜团子，感觉好吃极了，老是说：“这是人民的血汗呀！”

他觉得认识了我这个唱戏的非常光荣。他说：“在宫里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王瑶卿演戏时，都没有自由，只能看几眼就得回去。演员演完戏来谢恩，都不能多讲一句话，稍有一点高兴就被说‘失去皇上尊严’了。唉!心里想的事一点也不能做，比我在抚顺监牢里都难受!”

皇帝常说：“历代的末代统治者最后的结局，大都被杀死，我得到新生，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平民百姓，得到了学习求知的机会!以前我连穿衣系扣都不会，真是个废物呀!”皇帝知道入境随俗，努力劳动，使我很同情他。皇帝在北京和北伐成功后逼他出宫的鹿钟麟、熊炳坤等人见面，高兴地说：“你们那时的行动是为了救我呀！”几个人兴致勃勃地畅谈旧事。

皇帝在“文革”中见到看管监督的人就害怕得要命，于是我问他：“你做过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这么胆小？”皇帝说：“现在害怕是心里愧对于人民啊！一九二四年被逐出宫，那时心里害怕，是怕杀头。一九四五年被苏军俘获后送回国，也是害怕，还是怕杀头。可是真想不到哇!十年的学习改造，我这个封建帝王被改造成新人，有工作、有工资，写出回忆文章，还有稿费。心里感到愧对人民哪!”

皇帝时刻不忘自己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时时处处自觉做好事，回到北京和弟弟、妹妹、叔叔、婶婶家族见面团聚，娶妻组成了新的家庭，得了病有公费治疗。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挨批挨斗，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溥仪这人也伤害过人，又当过傀儡被人利用过，可怜又可恨。他知恩报德，不忘恩负义。他总是说别人比他强，有本事，对杜聿明、沈醉给他的帮助和关心，十分感谢……记得前几年，杜聿明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回北京到我家来看我，提起她父亲说跟皇帝——溥仪一起在全国政协工作，是和溥仪一桌办公，对溥仪印象是好的。溥仪在抚顺十年劳改中和“文革”中，都是个诚心接受改造、真心想赎回前半生的罪过的人。杜聿明对他的女儿说过和溥仪一起在劳改队中的很多有趣的事。杜聿明还特别表扬了溥仪。

溥仪是个悲剧人物，也是个喜剧人物。因为我和全国政协的劳改队有过一段一起劳改的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溥仪、沈醉、杜聿明等给我的印象都很不错，应该记下来。现在，溥仪、杜聿明、杜建时已经去世，只有沈醉仍健在，他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沈醉和我常常见面，有时也一起聚会，他也鼓励我将我们在“文革”中一起劳动值得回味的事写出来。这些故事也可以作为溥仪传记的一些补充史料吧。

我在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受了重伤，三十几岁就被迫离开了舞台，再也不能演戏了。但是我相信，害我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爱我的。为能使我和我的广大观众还能联系，我就边学习边写作，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安慰。

我很感谢我和祖光的老友、老编辑常君实同志又为我编成这本书。君实兄已为我编辑过三本书，就是：《新凤霞回忆录》、《艺术生涯》、《我和吴祖光四十年悲欢录》。我写的这些关于溥仪的不成熟、极为幼稚的文章，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末代皇帝的逸事前言(2)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广大的读者和我的戏剧观众致以亲切的敬意和问候，并请多批评指正。

一九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末代皇帝的逸事 第一部分

母亲口中的皇帝

说起来那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往事了。对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个无法忘怀的时代，有着许多现在人听起来十分稀奇古怪的经历，既新鲜又宝贵，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会觉得刻骨铭心。

我母亲，新凤霞，成了这个讲故事的人。

母亲真会讲故事，她有这个天分。人们都知道，她来自天津的贫苦人家，凭着天分和努力，还有对机遇的超强的敏感性，她成了一代表演艺术的宗师级人物。也正是她对文化的这种不折不挠的追求，使她在由于身体原因而不能演戏了以后，开发了她头脑中的另一个宝库——讲故事的能力。

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演唱，是用声音和身体给观众讲故事。而在稿纸上写作，是用手中的笔给读者讲故事，本质上这并没有区别。因而，母亲的聪明才智又一次被证实了，她讲了关于那个著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她亲身经历的亲眼所见的末代皇帝生前最后的故事。现在，母亲也已作古，而这些故事，就更成了弥足珍贵的宝物。

溥仪，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名字，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做过大清帝国的第一人，也曾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日伪时期曾怀着复辟的梦想成了日本人的傀儡，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变成了老百姓中的普通一员。这样的大起大落谁有福气经历过？关于他一生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这位中国最后的皇帝并没有后人，他永远不能站出来对有关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评说。这又给了艺术创作者们多大的想象空间？

母亲当年非常意外的和溥仪有了一段渊源，这段渊源又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那时的母亲，看着所谓的“革命运动“已到了最后阶段，百废待兴，曙光时隐时现，紧张的心态已有所缓和，恰值经常与政协机关的劳改队在一起被“劳改”，于是有了和劳改队中的溥仪一起“接受改造”的机会，也有了取得这位末代皇帝生存状态第一手资料的机会。

聪敏如母亲，当然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一批“新凤霞和末代皇帝”的文章，文章不但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而且妙趣横生，富有强烈的文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