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边的欧洲国家来说，要改变现状也很难。社会福利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只有富足的国家才能慷慨地进行财产再分配，以体现公正和均贫富的理念。战后这些国家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党色彩的再分配的路，被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奉为经济楷模。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福利国家的代价是整个社会效率的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减少。他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却遭到民众的反对。在瑞典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赞成减税，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认为，如果减税意味着降低社会福利，他们则反对减税。社会福利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就像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称为工资刚性一样。社会福利也有刚性特征，减少社会赠予，削减社会福利，都会引起社会反弹。 南部人喜欢享受生活 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没有北部那么严重，但他们对生活享受的追求大过对勤奋工作的热情。他们有比美国更慷慨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低工资的保护。像法国，最低工资在不断上调。为迎合选民，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调高最低工资，每小时最低工资由37．43法郎，上调4%，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

鼓吹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看不惯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异端现象，是保护落后。美国虽然也有最低工资，但水平较低，比如纽约州法律2000年4月刚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2．9美元调到3．3美元，连法国的一半都不到。但美国人平均工资却远远高于法国人。 法国不仅用最低工资保护低收入阶层，还以累进制税收向高收入阶层课重税，挣钱越多，交税比例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增加了一项巨富税，这种税纯粹针对富人设计，有的人因为家产大，单交巨富税一项就比其年收入高，使得一些有钱人移居国外。 法国还是一个更保护雇员的社会。请人来工作容易，解雇就难了。在法国这个讲究形式的“文牍主义”国家，解雇员工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本人，以挂号信将通知寄到本人手里。不像美国，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上午告诉你，下午就请走人是常事。相比之下，法国人倒是人道多了。 对于被解雇的态度，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不大一样。在西欧，频繁地换工作被认为是不成功的表现，被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而在美国，如果多年待在一家公司则被认为不具备挑战性，被解雇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马上再去找工作，这与中国人“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一致。

在西欧，为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人们习惯通过舆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以罢工和示威为表现形式。而美国近年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社会对此不抱同情心。我见过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员工罢工，他们一二十人围成一小圈转着走，像幼儿园孩子做游戏一样。既没人采访，也没人围观。而罢工是法国人的一项基本民权，规模浩大不说，还经过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表示支持和同情，极少谴责声。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众多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都以欧洲为先导。我以为，欧洲在创造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聪明的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