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的儿子雅沙把我带往相邻的集体农庄。他在路上说：“不过，它现在不是集体农庄了，是农场了！”我问：“国家的，还是私人的？”“私人的！”雅沙拉长声音说。“兹维列夫办的是私人农场。他现在有畜牧场、农场、奶牛和牛奶加工场，还有个建筑施工队……”正说话间，我们身后的土路上扬起了尘土，一辆深蓝色的“沃尔沃”开了过来。雅沙说：“那是兹维列夫的车！”“沃尔沃”在我们身旁停了下来。兹维列夫对雅沙说：“到我们那儿去？上车吧！”寒暄过后，我对兹维列夫说：“冒昧来您的农场看看，不见怪吧？”兹维列夫很热情地说：“哪里的话！欢迎您来！不过，您还是站在集体农庄的土地上呢。”他同时把车发动起来，“沃尔沃”沿着土路奔跑起来。我看了他一眼，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他说：“虽然我这个农场从1996年就开始办了，可到现在我还在处理那些集体农庄的麻烦事，好像从来不会有个完结的时候……”我说：“能有什么问题呢？您是这农场的主人，一切都由您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解决的。”兹维列夫耸耸肩，似有无限重负地说：“集体农庄存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农村的事也就按集体农庄的方式办了这么多年。

一切都由国家管着，一切都由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揽着，庄员们依赖惯了，谈不上什么积极性的。现在，大多数集体农庄还没有动，还在那里按照老方式种庄稼和经营。私人农场这两年多起来了，可集体农庄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势力在起作用。总的来说，私人农场还是些孤岛，拼搏着的孤岛。您从国家拿不到钱了，这还不说，您还得替集体农庄还债！几十亿卢布！怎么欠的？不知道。几年前我们国家发生变革时（指原苏联解体），集体农庄主席对我说，这土地您拿去办农场吧，机器设备、公共财产都归您，这大牲畜也归您，但您得还集体农庄所欠的债务，您得让大家都有饭吃。没有办法，想办私人农场都得经过这一关。”我说：“您都答应了？”“当然！这点事难不倒我。我想办私人农场，我就有这个实力，我要办个美国那样的农场，我自然会有自己的办法。这债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也基本上还清了。钱，对我来说并不是主要的障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些集体农庄庄员身上！”我笑着说：“现在都是您的雇员或雇工了，还说什么集体农庄庄员呢？”“这个您不知道！”他把那只青筋暴露的左手在驾驶盘上一拉，然后说：“是习惯！集体农庄庄员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习惯可不是好对付的。

集体农庄庄员习惯了大家干一样的活，大家拿一样的工资。可我这里不行，我这个农场不行。我给每个人都定了工资等级，能干的，干得好的，多拿；技术好的，贡献大的，就是高工资。我不养闲人，也不养白吃饭的人，即使亲朋好友也不行。否则我还怎么办农场？”我问：“现在在您的农场里，什么人的工资最高啊？” 他不假思索地说：“拖拉机手、农艺师、畜牧队队长、建筑技术人员。场里的活儿离不开他们，这就是标准吧。不过，头疼的事也就在这里了。他们的工资比一般的工人要多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那些吃惯了一样饭的人，闲话就来了：‘他怎么拿那么多？那个活我也能干。’他们甚至对我这个场长也有看法：‘瞧他那样子！整天开着个‘沃尔沃’，资本家一样！哈哈，他们可说对了，我可不是他们原先的集体农庄主席，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资本家。没有资本，我跑来办农场干什么？不是资本家，我办得了这么大的农场？这些庄稼地里的人到今天还不明白，真是！我一到哪里，哪里就总有人照样拥上来要煤要粮，怨这怨那。每逢这种情况，我就对他们说：‘我可不是集体农庄主席，这里也不是集体农庄，想干的，好好干；不想干的，别在这里找事儿！’” 这时，他把车停了下来。

地里有个高高的井架，那里有人向他招手。他对我说：“下去看看！” 我跟在他的身后，终于有机会把他好好打量了一下。兹维列夫是个很粗壮的人，身穿工作服，脚登这里干活的人们常穿的那种长筒胶皮雨靴。肩膀非常宽，走起路来一步一个脚印。从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不像个资本家，而是个地地道道干活的人。我看了一眼雅沙，雅沙像明白我的意思似的说：“他是这里人，种庄稼的能手！前几年，他跑到城里去了，干什么不知道。后来回来了，说是庄稼人离不开土地，接着就买下了这个集体农庄。他有钱，确实是有钱！这个不假！” 我听见兹维列夫洪亮的声音了，他在和那个打井的人说话。我想，兹维列夫和我在莫斯科等大城市见到过的资本家和新贵是不一样的。他具有强烈的土地气息和脚踏实地的想法。他想赚钱，他希望靠经营土地和在土地上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俄罗斯土地上出现的一种新的资本家，一种新的新贵。现在，当许多有钱的俄罗斯人醉心于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股票市场、五花八门的广告、国际期货贸易等等似乎举手就可来财的商务活动时，兹维列夫却想经营土地，想办美国式的西方农场。他能成功吗？我不知道。我和他还刚刚结识，他的事业也还刚刚开始。

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表明，至少现在在俄罗斯还没有多少资本家或者新贵敢于这样大规模投资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