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智力、体力和爱好这些个人性的因素真的不是可能通过教育培养出来或开发出来，也不是个人主观愿望可以有很大控制的，因此属于相对稳定的变量，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来说，可能改变的就只是一些外部的条件，创造一些有利于内部条件发展的机制来促进创新，多出产品，多出精品。 现代人常常强调教育、学习和训练，特别是中国学界则历来如此。但是从现代的科研成果来看，学习和训练对人的智力或体力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最多只有边际的影响；受影响的往往只是技能或熟练程度。最重要的证据是，中外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哲人没有接受大学或研究生的训练（尽管他们许多人都受过当时条件下的相对良好的教育），但是其成就绝不是今天的绝大多数博士可以望其项背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之际，他才刚刚进入大学，而且他当时读的也不是更注重学术的经济学，而是更注重职业教育的工商学。尽管科斯的经典论文《论企业的性质》发表于1937年，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是在1932年21岁时的一次讲演中首先提出来的。请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和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又请看，“科斯”

,《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纽曼［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法学院，至今那些最好的法学教授基本还都没有博士学位，尽管美国法学院中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数量在增加。对这种现象，波斯纳曾有过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其他行当的博士发现法律职业收入更高，因此转行，同时也与法学院的日益学术化有关。请看，《超越法律》,同注7.即使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华罗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华罗庚（1910-1985)1924年初中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撰写《江村经济》时的费孝通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费孝通是先在“江村”做完调查，然后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撰写了题名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而今天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包括中国如今大量的“海归”,尽管他们的各方面的研究条件都远远胜过前人，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或将来都肯定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我倒也不是认为教育、学习、训练完全不起作用。华罗庚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他后来也进了大学；费孝通准备写作《江村经济》时也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来也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从现象上看，一般说来，有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更容易出优秀的成果。但，这还是没有真正证明教育训练对他们的学术生产起了作用。至少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成果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学习本身特别是与之相伴的考试本身是一个筛选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已经将那些相对聪明的人都筛选出来了哪怕是学习的内容很无用，这些聪明人还是会在社会生活中做出其贡献。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虽然没有用，但还是选出了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因为聪明人总要比笨人更善于应付考试的。 值得精细一点的是，尽管社会激励机制不会增加给定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之数量，并且对个体的创造性产出影响不大，但是社会的激励机制对这些有天赋的人在社会中如何配置却可能影响很大，并进而影响某个领域的学术创新和精品产出。

20多年前，中国理科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进入了数理化学系，而如今往往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计算机、信息和生物工程等院系了；在文科，20多年前，高考最优秀的学生大都进了文史哲学系，而如今都涌向了法经商学院了。(然而这并不如同某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如今的市场因素起作用了。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市场也都存在。不仅20世纪70年代末学子选择数理化或文史哲也大都是冲着广义的收益去的，而且1970年代初许多人选择当兵、当工人、从事艺术或体育也都基于就业和收入的考量。因此，这一变化表明的更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需求的知识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也包括了政府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的理解而施加的激励，例如科教兴国战略带来的以各种方式增加的科教投入）。这种变化就知识产出来说有好处。从总体而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加大和对知识投资的增加（包括个体自身的投入）都会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或接受更多量的，教育、学习和训练。接受者一般说来会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也会产出更多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因此，现代社会，似乎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出多了；相比起来，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就少了。

甚至，由于大量的优秀人才因广义的收入原因进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内有天分的人可能相对数量甚至绝对数量都可能减少了。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外部制度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