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任何学者乃至任何人，如果他愿意从事学术研究的话主观上都会希望自己能生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而不是希望少产出。这倒不是因为学者的定义学者应当以学术为天职，这种赘述命题最多只有意识形态的伦理感召力；而是因为，如果把学者视为普通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科研教学机构工作的普通人，学术精品会给他或她带来各种货币的或非货币的收益：职称、名誉和社会地位等。在今天的大学以及其他科研机构中，尽管也有资历和关系问题，有时甚至会起相当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并且一般说来，科研成果多，得到学界认可程度高（以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数量、他引率等为标准），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包括职称、学界甚至社会声誉，与这些相伴随，也会获得更多的其他货币的或物质享受上的收益。因此，根据理性人的假设，任何学者都会努力竞争产出学术精品的。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的学术精品很少，在法学界甚至连产出数量也不高。请参看，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中国法学》,2004年3期。为什么？

因此，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不应当是学者主观上是否有产出和多出精品的愿望，应采取多少措施来激发这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问，产出精品需要哪些条件？其中哪些是给定的，哪些是我们可能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变，会促进精品的更多产出？ 本章试图在一般的分析层面探讨中国学术研究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指望这一研究可能迅速形成和完善中国学术研究制度，我只是想通过这一主要是半经验的分析提出一些在我们现行的学术研究制度中，由于种种政治正确，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因素，减少项目工程化的学术研究，而把“抓”科研的着重点转向学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我还是采取一种陈旧分类，把可以想像到的条件分为内在的（个人的）和外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