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或号召人们要有某种终极关怀，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比方说，我确实觉得当一个学者挺好的，搞法律理论尽管不很吃香也挺好的，但这只是我选择的职业，也只是我的爱好，为什么一定要劝说我的学生也应当像我一样选择？难道他们也必须坐十年冷板凳吗?只有这样才算有学术的理想和追求吗？为什么他们不能选择他们的职业呢？难道中国一定要培养很多的法律理论家吗？而我知道有些法治健全的国家其实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原创性的法律理论家，例如，新加坡。 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不仅缺乏一种坚定性，而且这往往也只能是反思，很少能真正在生活实践中全面贯彻；对此我不可能在这里系统分析。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

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页143.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感情的真实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诚也不保证真确。 只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有任何问题，都很难说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义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可能有定论的正义问题。你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关心某些问题不够，例如官员腐败问题，工人下岗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等等。

即使确实是这种状况，也无法说中国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关心正义不够。也许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或法学家之所以关心他们现在关心的热点问题，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他们眼中的真正的社会正义，或者说才可能实现他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也许他们研究的问题选择错了，研究的方法错了，资料有问题，因此结论或判断都错了，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正义，最多只是没有看到甚或是有意忽视了因为他们认为那不是关键被你标签为正义的那些问题而已。他们也许认为工人下岗的关键是市场不发达的表现，因此关键是要建立和发展市场；也许他们认为官员腐败的关键也仍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还有双轨制，还有行政审批，因此推进市场经济，减少政府规制，从而减少官员寻租的可能才是反腐败的关键。他们的判断或逻辑推理可能都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验证的。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不仅不令人信服（凭什么你的问题就是正义问题，而我的问题就不是正义问题），而且不可能推进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我们很可能陷入一场关于谁的问题才是正义的问题或谁的正义问题更正宗，因此不可能有结果的讨论。 因此，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的地位，并因此可以压缩甚至压制另一类同样诚实、认真、科学尽管可能是有错失甚至有错误的研究，挤压某些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也可能永远不起眼但可能有潜力的研究。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或人文底蕴中隐含着某些学者的居高临下，过分自信。它既隐含了一种哲学上的先验论，即有些问题天生或根据定义就是更有价值的，对学术是更有贡献的；同时也隐含了哲学上的经验论，即前天昨天有价值的问题今天也会有价值，并且永远有价值。但是只要对学术史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有谁认为研究语言会给哲学甚至现代社会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马林诺斯基等之前，又有谁认为研究当代的“原始部落”会创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并将影响其他社会科学。难道在近代之前，西方社会不是都认为神学最高尚吗？而在传统中国，不都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吗？

历史就是这样和我们人类的自信和自傲开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玩笑。 事实上，当强调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关怀（一种人文底蕴）时，其中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只有人文学科才关心社会或更关心社会，而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缺少这种东西。这种观点很有点市场。但我是不买这个账的。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他们的知识都肇始于对人类世界的关切；除了个人的感受力或智力禀赋之外，有什么理由认为或有什么证据证明人文学者的关切更崇高，更具领导地位，应当指导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的关切？有什么理由判定人文底蕴一定要优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底蕴呢？在我看来，就总体而言，人文学者不可能在道德上高于，同样也不低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者。是的，人文学科研究历史更为悠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类的关怀就更深刻、更崇高，或他们的思考就更真确。时间与程度没有关联关系；学科历史是总体的，社会关怀是个体的，两者之间没有联系。占卜谶纬以及神学的历史都很悠久，但它们的历史并不很光辉灿烂，至少不总是光辉灿烂。而且，平庸者也不会因为他从事了光辉灿烂的事业就会智识高深，成就巨大了。

任何真正的创新的学术研究毕竟都是个体的事业。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对社会的关切都是同等的；我相信任何学科中都有某些人可能更多一些对社会或他人的关切。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不相信古代的读书人就一定比今天的读书人道德品行更高尚，难道中国古代或欧洲中世纪的成天阅读孔孟或圣经的学者就一定比今天谈论WTO或证券市场学者更高尚吗？如果真的更高尚，那为什么社会还要至少普通民众希望现代化呢？为什么是在今天而不是在古代，就普遍而言，人们更多一些自由，更多一些创造，更多一些幸福？难道近代以来的所有社会变迁，包括知识的变迁，不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拒绝以往的包括某些文化知识的传统吗？

如果人文底蕴是流变的，如同我在前面所言，那么今天的人文底蕴也许就是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就是探索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就是承认传统同时又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是如果时代需要即使没有这种传统就从我开始创造这种传统的精神，就是在学术问题上不空谈道德、信仰，而是脚踏实地细致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就是坚持用科学和理性来考察和验证信仰，就是求真务实和想像力、抽象力的结合，就是不断超越今天，超越自我的进发，就是敢为天下先同时又准备在新的有充分证据支撑的研究出现时放弃自己的昨天，就是勇于开放自己善于汲取各种知识，就是面对今日之世界和中国，就是面向未来而创造。也许可以用今天的一句流行话来概括，就是要“与时俱进”，追求卓越。因此，过分强调抽象且虚无缥缈的人文底蕴，强调对于以往人文经验的承继，其实有可能尽管并不必然隐含了某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