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学者看来，上面讨论中的“人文底蕴”可能还都太技术化了，可能都不属于人文底蕴的“核心”或“本质”，不是那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文底蕴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是对自己学术研究结果的忠诚和坚定。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反思文革，批判1950年代以来的极“左”思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一些学者赞美顾准，赞美他在计划经济盛行的时代坚定地从理论上批判了计划经济，指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且为这一追求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人的理解。也有许多学者高度赞扬陈寅恪、马寅初的学术品格。有些学者，一提到顾准，就热泪盈眶。 顾准当然是我心目中的学界英雄之一。但是我又感到，一旦把顾准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他所谓的独立人格或思想，特别是他的骨气时，我就觉得这种逻辑很有问题。在我看来，顾准的真正伟大之处主要并不在于所谓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而在于他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批判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不在于其批判性的意义，而在于其建设性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对任何人所谓的独立人格的承认都紧紧依赖于并附着于对于他的思想之社会后果的评价和承认，而不是独立于对这种后果的承认。一个学者也许很有骨气，很有人格，但并不是有骨气哪怕是学界人士就能保证一个人成为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社会科学家或思想家。这里的逻辑是很明显的。当张春桥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一言不发，蔑视法庭时，在某种中性的意义上，他不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坚定信念的吗？他同样拒绝接受一个社会的流行观点，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成为有社会科学贡献的学者或思想家。我们并不赞扬他；相反，我们可能只会说他“顽固不化”、“顽抗到底”、“死猪不怕开水烫”（这是华君武先生为此所作漫画的名字）。我们赞美一位学者的人格不过是认同其思想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认同某种姿态。在这个意义上，赞美优秀学者的人格是“泛道德化”的中国文化留给中国社会的、对学术成就的一种习惯的固定表达方式；我们只要理解了这一点就行了，只是不要真的由此就陷入了这个语词的陷阱，成了另一种堂吉诃德。

仔细分析起来，我认为，除了微弱的个性因素外，顾准的所谓人格和独立反倒更可能来自他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和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正是这种深入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才使他有了某种自信；即使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拒绝他或怀疑他，他也能够坦然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的这一分析推论是对的，那么，所谓独立人格和思想坚定的构成，部分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因此，在强调或倡导独立人格和思想这样一种所谓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底蕴时，并且如果有学者试图这样实践时，我也许不会反对，但我总感到这未必不会变成另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也许会成为一种竞取学术声誉的捷径，实际却是学术研究的歧途。 因为，哪怕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也总是有个分寸的问题。人当然要忠实于自己的研究结论，要说真话，这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古训，老百姓会认为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难道这就构成了“人文底蕴”，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的学术贡献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之一？我确实很怀疑。 首先，从法理上看，这是一种强调“人治”的进路，而不是“法治”的进路。因为过分强调学术发展中个人品性的重要性，就可能忽视制度的重要性。

在包括法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更重要因素是制度，要建立一个可能减少说真话之代价的制度。我说过，“一个总是要求人们为之献身才能得以维系的制度，至少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更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苏力：“法官素质与法学院的教育”,《法商研究》,2004年3期。由于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也就是在此提一句而已。 这个问题甚至更让人糊涂了。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但需要自信和坚持己见，同样也需要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包括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愿意接受他人的质疑，挑战昨天的自我。我们不是赞美谦逊吗？我们不是鼓励超越自我吗？这不同样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与真诚、与忠实于真理并不矛盾？既然真理从来不是赤裸的，谁敢保证自己看到的那一点就是真理呢？据此，我认为，在极“左”路线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先前学术观点的人，有些人确实可能是想投机，但我想可能有更多的人是真诚地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方面的材料是大量的，请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甚至在某些地方，陈寅恪也难免。

1959年国庆，陈寅恪与夫人共同在家门口贴对联，上联是：“六亿人民齐跃进"，下联是：“十年国庆共欢腾"，由于对联是自我选择的，因此这种选择至少表明他当时也支持大跃进。他们的错误，因此，也许并不是因为缺少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或自信，不是因为缺乏真诚与坚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研究透彻某个问题。也因此，我突然发现，并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精髓”，没有哪一种概括的态度或姿态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科学的具体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要素”可以保证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功。任何研究者都注定要在具体细致的日常实践中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也许，承认这一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底蕴？但如果这就是我们强调的人文底蕴，那么我们大多数不正是，而且也确实都是这么生活着吗？我们又如何区分什么是、什么不是人文底蕴呢？也许人文精神不过是一个词，是人们对那些成功的对于社会有实际贡献的人的行为和做法的一种概括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问题就更说不清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真诚还是道德，无论是坚持真理还是放弃原则，似乎都不构成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科学贡献的要件。

海德格尔不仅信仰纳粹主义，而且迫害自己的导师胡塞尔，可参看，倪梁康：“海德格尔事件感悟”,《读书》,1994年3期。公德、私德都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20世纪对哲学贡献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培根收受贿赂，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现代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基雅维利分析帝王治理术，也屡屡政治投机，却没有影响他作为政治学事实上是社会科学的现代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卢梭不愿抚养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全都送进了孤儿院，但是他的《爱弥尔》仍然被作为儿童教育学的重要著作。关于一些著名人文知识分子人格分裂的例证，还可以参看，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自然科学上，我们今天仍然经常提起那位屈服于教会强权的伽利略的学术贡献；而如果不是因为被教会烧死了，今天又有谁会记得那个捍卫科学更为坚定的布鲁诺呢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学术贡献？甚至布鲁诺之死也不是因为他坚持了日心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思想的离经叛道。

可参看，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94.也许道德与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贡献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社会记忆是势利的。当我们被屡屡告诫“莫以成败论英雄”时，也许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并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千万不要误解我认为学者的道德人品无所谓。我当然更喜欢也更尊敬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海德格尔。反思起来，这里面除了学术上的个人偏好外，也还因为前者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善，更少威胁，而不是因为他的善给他的学术带来了更高的价值。但在学术评价时，我们不可能坚持这样的标准，而只能坚持学术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