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 上一编的分析、讨论和回顾均表明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确实存在众多的问题。从数量上看，中国法学界的学术产出数量，无论是“群架”还是“单挑”，至少同他／她们的美国同行相比，都偏低。不仅是论文的数量，而且还有论文的篇幅；而这本身也就隐含了质量的问题。尽管质量难以评定，但如果论文的篇幅、引证资料的数量以及与后者直接相关的研究的彻底性这三个因素可以视同质量的近似替代标识的话，我还必须承认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偏低。惟一比我们的美国同行自豪的可能只有我们的法学翻译。据我的观察，美国法学界都强调法学和法律的地方性，相对各自学习研究的条件而言，美国的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要比中国法学界更为封闭一些；除了偶尔引用英语国家的一些判例，美国法学界引介或翻译非英语国家的法典和法学著作较少。但这未必真的是个问题，因为法律最终要解决的是本国的问题，运用本地的资源。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引介和翻译就未必必要。只是对于后发国家，引介和翻译才变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翻译上，我们的翻译也存在着一些绝对的质量问题。

但是，这也许不是判断学术的真正标准，因为，如同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法治是一个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事业，因此真正的判断标准也许是中国的法治实践。我们不是常说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吗？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在法治建设上也仍然存在着重大问题。我们对宪法和法律的研究基本上还都停留在规范层面，缺少对宪法和法律之功用的实在效果分析；我们在立法、司法和法律理论的研究上至今仍普遍不重视习惯，我们仍然被锁定在一种自“五四”以来“革命”和“启蒙”的情结中；在司法上，尽管口头上说法院不是行政机构，但实践中法官仍然追求和更看重法院系统的独立，而不是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尽管也谈论制度建设，但是从骨子里我们仍然不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考察改革，往往以为制度就是订一些措施，例如，关于法官遴选问题，总是寄希望于所谓的训练和考试，而不是考察制度运作的可能性；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对自己的权力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理解和定位，但对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系统的功能以及知识需求仍然认识不足，缺乏可行的定位。套用一句政治话语的语式，我们中国的法治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这些法治实践的问题有许多是中国社会转型构成的，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比较细致分析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法学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也认为，法学研究的薄弱，特别是成果质量薄弱，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甚至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欠缺的因素之一。 法学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法学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增加法学知识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也同样与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转型、知识体制变革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仅与法学自身的传统和发展有关，而且与其他学科的传统和发展有关；不仅与作为学术人的法律人有关，而且与作为社会人的法律人有关；不仅与学术训练有关，而且与制度环境有关。事实上，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基本的社会制约。 本编的三章将越出法学界，试图在一个更宽阔的社会背景下针对一般的学界，但主要是社会科学界，讨论法学的问题。本章通过探讨中国学术发展可能借助的学术传统，来凸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知识转型问题，而法学也面临着同样的知识转型。第六章则侧重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来凸现专业化问题。

第七章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了中国当代学术产出制度的基本要素，激发我的当然首先是法学研究的问题。 讨论一般的学界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勾连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学术知识类型转型之间的关系，令读者重新看到学术发展的社会构成因素。由于并不直接分析法学界的人和事，也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特别是在法学界，哪怕是再自我节制的批评都可能引发人际关系、校际关系的误解。“把枪口抬高一寸”，使法学人避开对自我利益的关注，也许会让读者更能看清法学界目前的问题。这种选择自然有不可否认的“公关”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接受“后果主义”，或者说“动机效果的统一”，我追求的是论证的效果，而不是一时的酣畅淋漓。 但是，这三章的关系又绝没有因这种“抬高枪口”、未直接处理狭义的法学问题，从而失去了法学的性质或与前几章有所断裂。并非如此。首先，本编其实是从学术上对前几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例如，本编的讨论至少可以部分地回答中国当代法学研究中为什么缺乏实证分析和真实的因果分析，而更多地满足于“价值判断”或概念的因果分析。

而第六章和第七章则可能部分回答了第二章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年龄50岁左右乃至以上法学家的学术产出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三章，尽管都是在更一般层面上的讨论，却始终坚持了贯穿本书的制度进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三章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全书是一致的，而不是脱节的。请记住，结构本书的是理论，而不是领域。 本章与全书的联系还不仅如此。法学曾经是并且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人文学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它正在吸纳更多的社会科学，日益社会科学化，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专长切入了法律问题，并展现了其学术上的比较优势；法学有可能成为一种政策科学。因此，法学的归属问题就成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至少在一部分法学学者中，法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或社会科学，可参看，贺卫方：“法律学是一门科学么？",《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该文最早发表于1991年的《比较法研究》)；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试论‘法律科学’的属性及其研究方法”,《北大法律评论》，卷1辑1，法律出版社，1998年。这还是一个问题。

尽管我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不论黄猫白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但是这个问题确有现实意义，即法学应当更多汲取人文学科的知识传统和研究成果，还是应当更多认同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并汲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作为其学术发展的资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此，尽管本章是在一般层面上考察有关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关系的一般命题，但真正关注的其实是支持法学研究和发展的传统和资源问题，关注的是法学知识传统的转型问题，是法学制度的重建和完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