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制度经济学的思路，本章对当代中国法学著作翻译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考察，但是这个考察并不只是回顾，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做出了一些言之成理尽管需要进一步研究甚至需要时间来验证的预测。坦白地说，这些问题和预测甚至是我在撰写此文前都没有想到的，而是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给人一种兴奋感。我感到这个有关翻译理论的视角是一个有用的视角，是对目前主要基于外国学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或严复等前辈学者的翻译经验提出的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法学著作翻译和推进中国法学著作的翻译是具有启发性的。 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理论视角和进路的适用性不限于法学著作翻译，甚至不限于翻译著作。设想一下，如今的许多丛书，许多由多人撰写的教科书或专著中，实际上都存在我在此分析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也可能可以回答为什么目前的许多丛书很滥，水平不一，为什么在中国主编的著作普遍质量不如专著，也往往不如某个个人的文集，这里提出的分析思路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提出一些完全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一进路比目前一般流行的批评视角和进路，道德化的批评进路（例如学术腐败之类的）,例如，有关“伪注”

问题的学术讨论和批评。有关的文章，可参看，《博览群书》,2003年1月7日。更具有解释力，同时也更可能为人们（包括被批评者）所接受。 甚至这一思路还可以延伸，如同我在上面简单涉及到对编辑者的分析那样，延伸到出版的许多环节，包括其他丛书的选题、出版等，同样可能给人们以某种启示。甚至可能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提供一种参考，例如关于未来的法学著作翻译、关于将来的教科书的编写等。这些都不需要我更多赘言了。 本章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篇学术综述，因此，我还希望指出本章对法学研究的方法问题的两点意义。第一是有关学术综述类文章的撰写。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年度或会议综述文章，作者只是列举了张三李四说了些什么，也可能有问题的分类，但只是按照问题的外在相关性的分类，作者提不出构建他/她的综述性论文的问题和内在逻辑结构，自然也就很难展开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因此许多这类综述性文章变得可有可无，在学者心目中很少有人将之作为学术论文的，最多只是将之作为一种资料提示。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

本章在一定意义上是试图对这种综述文章范式的一个突破，其要点就在于强调综述文章的作者必须从其所综述的现象中提出综述者本人的问题，强调综述者本人的特定视角对某一特定领域的问题之整合和塑造。我认为，这样的综述文章将会给读者更多的启发。 其次，我要强调，本章与法学研究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它讨论的主题是法学著作的翻译，而且在于并且主要在于本章处理这个问题的进路是制度的，而不是个人的或道德化的。我认为一篇论文是否法学论文的根本标志不在于其讨论的问题，而在于其如何讨论，在于其切入点。一般的泛泛谈论反腐败，甚至讨论反司法腐败，也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论文或著作，尽管可能被这样归类。只有当从制度或规则角度切入，并始终保持这一进路，那才是法学的论文。而这一点，是中国法学界以往不大注意的。也正是由于这种不注意，才使得法学论文和其他论文甚至宣传性的普法文字难以区别，才使得一些法学论文有偏向过度的所谓法学词汇和术语的倾向，使得一些法学论文追求过度的哲学化甚至有玄学化的倾向。 正是由于本章始终坚持了制度的进路，因此尽管讨论的是翻译问题，但它与本书的整体结构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它提出的或隐含的制度建设措施，也可能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法治的一个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