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介绍了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和保护模式。

王海在打假的过程中，对那些制售假冒伪劣的行为制裁不力感触很多，他问克林顿：“美国有没有执行难的问题？”

克林顿说：“美国也有这种问题，好多案子判了执行不了。”

王海还问了美国对侵犯知识产权怎么处理，美国对协助警察局抓通缉犯的“赏金猎手”的奖励比例等问题，克林顿都认真地回答了。不到两小时的座谈会，他和克林顿谈话的时间最长。

王海觉得和克林顿交流挺有收获，起码知道了美国警察管打假。还知道了美国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隶属于政府，有执法权。不像中国消费者协会是民间组织，处理消费纠纷只能调解。

不久，王海还真过了把请警察打假的瘾。他协助温州公安局查处了全国最大的造假拉链案件，造假工厂年产假拉链10多亿条。

座谈会后，王海很快就收到了一个寄自美国白宫的大信封，里面有白宫摄影师给他和克林顿照的合影，还有一封克林顿亲笔签名的信，克林顿在信中对他参加座谈会表示感谢。

没想到他和克林顿的合影，在他到美国驻华使馆签证时派上用场，同行者拿出他和克林顿的合影，领事看了照片，很痛快地给签了，还对他说“谢谢你”。

1998年12月，王海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和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陈章良等社会名流，在北京的“梅地亚”荟萃一堂。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中亮相。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送他的书上题字“市场清道夫”。

一个靠买假索赔起家的“刁民”，成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人物，王海感到欣慰。他决没有料到，打假路上险象环生，差点儿让他的事业毁于一旦。

“难道只有王海饿死了，或者被造假者杀死了，才能成为英雄吗？”

1999年，大海公司的公益打假行动选中了打击假电线。王海派人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发现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还有偷税漏税问题。王海向媒体披露了津成造假内幕，先在大连将售假的“大连津成”告上法庭，又在西安举报了“西安津成”售假的违法行为，导致执法部门查扣了价值400多万元的涉嫌伪劣电线。

王海的打假行动激怒了“津成”，于是就设下圈套陷害他。与“津成”有“协议”的某媒体恶炒称，王海应一个制假者的要求去打另一个制假者，而且还收了钱，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王海大呼“冤枉”。说：“收钱是想‘将计就计’，并非想占为己有。不是‘黑吃黑’，是‘白吃黑’，就像地下党员被误解为敌人一样。”

王海在媒体发表声明：将继续向全国各地执法部门反映“津成”生产伪劣电线的不法行为，即使以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王海疯啦！”2000年9月21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条爆炸性新闻。称王海在南宁因为一点儿小事大打出手，砸坏了下榻酒店的桌椅板凳，被带到派出所后又打坏了门和玻璃。

全国有数百家媒体转发了王海南宁事件的报道，同时，数十家媒体的记者汇集到南宁王海住的医院门口……

此刻，王海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了镇定剂睡了一觉，精神已恢复正常。对自己失态的原因他很清楚：“津成事件”是他打假以来受到的最大打击，他咽不下这口气。为继续对“津成”进行调查取证，他一星期前赶到西安，终于查到了“津成”售劣质电线赔偿给用户近20万元的重要证据，大喜过望。回深圳后，他又不分昼夜地筹建深圳业务总部，7天里每天睡眠不足1小时，性情激动、脾气暴躁。

9月19日，他接到南宁一家报社邀请，说有个叫王通的人在南宁打假，称是他哥哥，请他来辨认真假。为了自己的名誉，他到了南宁，确认王通是骗子。

20日上午，他打车回酒店，下车时发现没带钱，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在酒店不能取钱，就请酒店门童向总服务台暂借10元付车费。就这么点事，一直相持了90分钟。王海一时火起，抓起桌上的花瓶摔到地上，又抄起了一张椅子。王海说他只是想发泄一下，不会碰伤任何人，摔坏的东西他赔，然后掏出手机，拨通了110。

警察叫来邀请王海到南宁的那家报社的记者，那位昨天还采访王海的记者竟然说：“我不认识他。”王海发现自己又掉进一个圈套，毫无成效的辩解搞得他口干舌燥，跑到雨地里用手捧着喝雨水，还踢坏了派出所门上的玻璃，最终被戴上了手铐。直到他的亲友们赶来，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他在医院向酒店和派出所道了歉，赔了钱。他说：“这种发泄肯定不太合适。但如果不发泄出来，我心里永远是个负担。”

王海后来才知道，南宁那家报社请他是为提高知名度炒新闻，王通是他们找来“作秀”的。

王海对“津成”穷追不舍了4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没有白忙活，2003年，涉嫌偷税漏税、制售伪劣电线的大连“津成”副总王铁庄被关进了看守所。为证实这消息的真假，王海专程到大连看守所，给王铁庄送了套秋衣。而“津成”的法人代表王忠秋正在被警方通缉。请王海去广西的那家报社，最终也关了门。“津成事件”后，有人预言：“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王海这回是走到头了。不是说王海今后就没有饭吃了，而是罩在正义光环下的王海打假事业，从此不再光明了。”

王海真的会就此沉沦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假维权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一直参与学术研究。我做这个研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南宁事件”前，王海向媒体宣布退出个人打假索赔。“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我说过，购假索赔是以怨报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非常赞同并接受这一观点。我只是想做一个买假索赔的尝试者和启蒙倡导者。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探索怎样通过专业化的努力从根本上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们愕然，王海和茅于轼是什么关系？“津成事件”后，王海应邀参加浙江卫视的3？15打假节目，和他对话的就是茅于轼。此前王海看过茅于轼写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书里有一篇提到了他。他认为茅于轼的评价很正确。

王海把这些年的打假经历告诉了茅于轼，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通过纠正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得到利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我对你不是完全赞成。因为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对坏的事情，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善报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伟大的思想。”

他坦诚地启发王海：“你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在心里，否则，你只顾了利益，光瞄准了钱，你就容易走偏。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从这个出发，你的事业会更有发展，你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否则你就有可能陷于更复杂不清的局面。”

从浙江回到北京，王海经常向茅于轼请教，他们成了忘年交。躺在南宁医院的病床上，他都没忘给老先生打电话：“我把人家的玻璃给砸了。”

退出个人买假索赔，王海并未放弃打假。他曾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近2000万元。

一些饱受假冒之苦的世界名牌企业也来找他。他与负责外国公司在全球打假的美国IPU律师事务所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打假，就连娱乐圈的黑豹乐队反盗版、崔健倡议的反假唱运动也找到他头上……他的大海公司与海尔、联想、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同时登上新锐企业排行榜。

2002年的一天，王海的电脑里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邮件。此人叫陈幽泓，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正在美国作访问学者。她在网上看到天津市人大对将颁布的《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也看到了王海向天津市人大提交的《维护业主权益之七点建议》。正在进行中国社区研究的她，请王海帮助提供些资料，表示希望与王海合作。王海把资料发给陈幽泓，并和她在网上进行业主维权的交流。

王海关注房地产维权的起因是，一对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老人因买的房被开发商卖给了别人，前后7年打了4场官司仍未住上新房。无奈的老人找到了王海。2000年底，大海公司开始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不久，京城有名的房地产业律师秦兵找王海合作。在秦兵眼里，“王海是个普通人，他在让大家看到维权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在中国现代社会里，为社会做贡献，不需要太高的智慧，需要的是勇气和正义感。”

他俩和置业专家舒可心组成了3人研究组，他们发现，房地产投诉最多的是物业管理。3人小组希望寻求一种最佳的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模式。

2003年初，陈幽泓回国后和王海见了面，她觉得王海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比如王海靠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业主自治，而这正是陈幽泓正在研究的课题。她请王海到人大给MPA班的学生讲课。

几十个学生坐满一教室，全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企业总裁和董事长。“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假维权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一直参与学术研究。当然，我做这个研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王海就物业管理，业主维权的现状、对策等内容，在课堂上进行互动交流。“王海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做事非常踏实。”陈幽泓说，“王海的形象被一些媒体歪曲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厚道的人。”

陈幽泓推荐王海进入人大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社区自主治理”课题组，并聘他为项目研究员。课题组由著名学者毛寿龙领衔，经费来源于国家哲学基金。

打了9年假，一晃王海已年过30。有人问他：“三十而立立什么？”“促进立法！”他回答。

今年两会期间，王海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本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王海从个人打假转变成物业维权并没有引起舆论过多关注，但他要竞选人大代表这事，却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

“我的理想是在国内成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赢利的反欺诈组织”

今年两会前，王海又被媒体炒了一把，因为他要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两名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还义务做他的竞选助理，满世界散布他为选民服务的主张。“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王海语出惊人。“早在9年前第一次买假索赔，我就意识到当时的法律操作性不强，需要修改和完善。这么多年打假，看到一些商家钻法律空子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发现法律这个公共产品的质量缺陷所在。许多法律法规都不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比如手机的三包规定和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都是厂家和物业管理部门自己定的，自然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他认为，打假和做人大代表是殊途同归的，他过去做的事不过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赔偿来制约假冒伪劣；今天则要靠法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健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而参与立法的途径就是去当人大代表。

最终王海落选了。“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没有当上正式候选人，参选的起点跟其他候选人不平等。不过5年后我还会参选，但参选之前，我会向全国人大等立法部门提交对《选举法》修改的建议，现在选举法明显滞后了。”

这些年王海一直在学法律，先自学，再参加函授，如今每周到北大听三四次课。再有1年他就毕业了，还想继续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维权和反欺诈。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反欺诈和维权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学法律纯粹是被打假逼出来的，不想成专家也得成。”

他以“维权专家”的身份，给北京大学、政法大学、邮电大学等高校学生讲维权，讲诚信；德国商会、日本公司也请他给在华企业的员工上课；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时，专门听他介绍保护知识产权。“我的理想是在国内成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赢利的反欺诈组织。”王海去年到美国参加康奈尔大学社区发展学会的年会时，专门考察了纽约的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盈利组织NGO。这是一个帮助青少年就业并给予心理辅导以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组织，工作人员大多是义务服务的志愿者。

目前，他也在筹办一个非赢利的组织，招募志愿者为公共利益服务，眼下已有10多个志愿者加盟，有学生、老师、职员和律师。他们将在社会上收集核实各种欺诈行为和各种垄断侵权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揭露，并通过建立反欺诈网站，发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警示，避免消费者受骗上当。

王海从出道至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他走的是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路。但他愣是在这条充斥着敌意、责难和陷阱的路上走了9年，而且每一步都没偏离自己的目标。他说自己幸运，在这条路上，每逢坎坷必有人相助，武高汉、何山、刘永行、茅于轼、秦兵、陈幽泓……否则，他大概不会有今天。有人问王海：“你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人吗？”“说不上成功，但是我觉得在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