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千山万水,/访遍太行山区,/我得到的回答啊,/都是同一的话语：/莉莉,在我这里！/莉莉,在我这里！

莉莉啊,莉莉,/我的好宝贝！/高山是你的形象,/树干是你的身躯,/花草是你的衣裙,/涛声是你的笑语。/太行在你的脚下,/你在太行的怀里。

再看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8日）：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呵,/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周总理——/海涛声声：/“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呵,总理,/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地呼唤：/周——总——理——,/广场回音：/“呵,轻些呀,轻些,/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

其实,就算没有模仿或雷同的问题,《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一首好诗吗？别的不说,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恩来的一生,说得过去吗？众所周知,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事实上,在毛泽东错误地发动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中,周恩来都曾有保留有抵制,尽量保护党内外干部,维护生产的正常秩序,力求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对此,柯岩先生想必心有所虚,不然,此诗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她为什么要把这两句改为“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呢？那么,这一改就改对了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中,在“文化大革命”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征途中,周恩来都是“大步向前不停息”的吗？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某些诗人却“步步紧跟”,颂歌、战歌层出不穷。例如,当彭德怀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忧心忡忡早生华发的时候,贺敬之却豪情满怀唾沫横飞：“呵！点起来！/点起来！——/我们的/千万座/小高炉！”“看我们/几千万/钢铁大军,/伟大的创举——/‘小土群’！……”“一九五九年/八月的天空呵——/此刻/是更加纯净,/总路线的灯塔,/更加光明！/呵,山,/分外青,/旗,/分外红。/历史的车轮,/更快旋转！/跃进的战马,/四蹄生风！/……呵！公社的红旗——/满天高举！/高炉的火光——/遍地熊熊！/千里——/烟云滚滚,/万里——/汗雨飞空！/定额呵——/突破！/突破！……/产量呵——/上升！/上升！……/右倾分子们！/他们/是输定了！/现实,/对他们/那灰色的心/是这样无情……”（《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137－138页）可直到今天,陈年诸公还把这种东西称为“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不容他人有任何不敬之辞,相约“奋起保卫”！这帮人是不是吃错了药！

金先生为《桂林山水歌》辩护,费了更多的口舌和心机。其辩护理由之一,是“桂林人民经过公议,将《桂林山水歌》刻于石上,立了一块诗碑。新诗作品获此殊荣是罕见的。”这一条似乎不大切题。江山也要文人捧,把一些捧场的诗文刻到自家山头,招徕天下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何乐而不为？不知那块诗碑上是否连“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字样也一并刻上了？不知桂林的导游小姐向游客们夸耀这首诗时,是否也讲解其中关于土高炉“遍地熊熊”、浮夸风“定额突破突破”和右倾分子“他们是输定了”之类的背景资料和象征意义？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内年年三月樱花盛开,游人如潮,但游人们都不愿提及一个事实,那太让人败兴了,这许多樱花树是当年日寇攻陷武汉后,在这里住院养伤的鬼子兵所栽。

“在社稷倾覆、生民涂炭的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除了写有《三吏》《三别》等啼血之作,也写有不少明丽欣悦的风景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等等。”“被毛翰嘉许为‘真正的诗人’的屈原和秋瑾,都是终身没有见过祖国脱离苦难,可是除了‘太息’和‘愁杀’,也‘还能写出别样情怀的诗句’。”金先生在这里也一再运用类比法,试图说明在哀鸿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是正确的,是有先例的。用心良苦,忠心可嘉。但这种类比却显然是不严密的。“除了……也……”,这是一道小学生的造句题：“杜甫除了《三吏》《三别》,也……”“屈原除了‘太息’,也……”“秋瑾除了‘愁杀’,也……”这些句子都造得不错,可是我们的诗人在生民涂炭的年头,“除了什么,也……”呢？这个句子你金先生造来我们看看。别说《三吏》《三别》,就连《一吏》《一别》（如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浮夸吏》,右倾分子蒙冤刺配被扫地出门的《无家别》）也没有？《一吏》《一别》也没写过的诗人,一声“太息”、一句“愁杀”也不曾有过的诗人,有什么资格同人家老杜、屈子和鉴湖女侠攀比呢？没有“除了……”只有“也……”的诗人,难道也可以嘉许为“真正的诗人”吗？另外,“两个黄鹂鸣翠柳”

并非写于安史之乱期间,而是写于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二年,正因为战乱平息,水路畅通,避难蜀中的诗人才能看到远道而来的“东吴万里船”泊于门前,“即从巴峡穿巫峡”、“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愿望就要实现,诗才如此“明丽欣悦”的。杜甫在战乱期间或许也写过别的“明丽欣悦”之作,但至少这一首不是。建议金先生找一本唐诗启蒙读本,悄悄读一下,免得信口雌黄,贻笑大方。

“《桂林山水歌》初发表时,我是一个早已忘记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饿得两腿浮肿,既失学又失业的初中毕业生。偶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此诗,我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感染,原本暗淡的周围环境仿佛都亮堂了许多。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精神升华了。”哇！读诗还会产生如此奇效,真是诗家的光荣,读者的运气！看来,金先生饿得还不够,就算再饿三年,直饿得形销骨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黄泉路上走一遭回来,只须把“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符咒一念,也都能够诈尸还阳,升华精神,昂扬斗志。万幸的是,金先生没有偶然读到当时《人民文学》上不肯刊登的彭德怀的那首没有笑容的民歌,也没有读到蔡其矫的《雾中汉水》“……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否则,一定会两眼一黑,七窍生烟,精神崩溃,顿时气绝身亡的。

金先生此文标题所谓“毛翰的第九种自杀”,是对拙作《自杀的八种方式》的演绎。“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对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希望毛翰先生能走出自杀的怪圈。”多承教诲,但毛翰写诗为文,恶习已经难改,先生不必再存希望。来而不往非礼也,本该有所回敬,但金先生显然也过了孺子可教的年龄,从免。

五、答柯岩先生

柯岩先生终于按捺不住了,她二○○○年二月十六日给《星星》诗刊主编杨牧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三十期。这封信主要是以前辈师长的口吻,训斥、教导、恐吓杨牧先生,兼及其他众人,包括在下。

柯岩先生这样教训杨牧：“你在发表那些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那些前辈诗人和已故诗人的文字时,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我就想,她说的是“这些诗”是哪些诗？《天上的街市》《老马》《给乌兰诺娃》等抒情小诗,似不足以担此重任、享此盛誉,那么是《桂林山水歌》这种粉饰太平,和《十年颂歌》这种讴歌土高炉、鼓噪浮夸风、咒骂彭德怀的大作么？不知杨牧先生如何,坦白地说,浅陋如我者,还真不知道“这些诗”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什么作用？没有它,中国的历史就不前进了？中国人民就精神危机了？这些诗,在这几十年历史上的作用,即便不是“负值”,大不了,也就像公社食堂的“瓜菜代”,虽或聊胜于无,但是否曾让“几代人健康成长”,那真是天晓得！鬼晓得！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难道只有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诸公,以及那位年届八旬还伏枥恋栈的《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才是“人民群众”吗？

柯岩先生训斥杨牧：“众所周知的是：现在如果谁手里有一分刊物的话,谁就拥有了组织作者并进行各种正当与不正当交换的资本；既可以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也可以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前述你们的所谓讨论,不就是一个明证吗？”愿主编《星星》的杨牧先生与总编《华夏诗报》的野曼先生共勉。这也许还是柯岩先生的经验之谈,她也曾主事《诗刊》有年,“不正当交换”和“错误的舆论导向”怕也不是莫须有的事。

柯岩先生还保留着文革年间流行的抓辫子的习惯,拙文标题借用了刘禹锡的一句诗“请君莫奏前朝曲”,她就气势汹汹地“顺便请教一下,难道《星星》诗刊和毛翰先生真的以为我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吗？不是刚刚才庆祝过我们建国五十周年吗？”我想,以柯岩先生的文学常识,应该明白,这条辫子是不大容易抓得住的。首先,所谓“前朝”,只是文学修辞意义上的一个借用,一个比喻,并非实指。文革左祸结束,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不是欢呼“第二次解放”吗？如果这欢呼没有错,将“第二次解放”之前的那一段历史比喻为“前朝”,又有多大错误呢？其次,柯岩先生认为“现在已经改朝换代”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