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诗人”的嘲骂。
要证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诗“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二十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则“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几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一九五九年七月,整理于一九六一年八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一九五九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的热闹呢？
四、答金绍任先生
又有一位唤作金绍任的拍马出阵,在《华夏诗报》总第一百二十九期发表一篇《“轻薄为文”的典型》,其中有“毛翰们奇谈怪论的大暴露”一节。其意犹未尽,又将此文作了一些增删,改题为《〈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发表在《芙蓉》二○○○年第一期。古语有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星星》的蚍蜉”如何徒劳撼树不干我事,“毛翰的第九种自杀”和“奇谈怪论”,且容分辩。
“毛文的一个奇离之处,是居然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奇离与否,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还是把这两首诗全文照录在这里,劳海内外方家费心甄别吧：
先看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原载《诗刊》1963年12月号）：
遵照妈妈的嘱咐,/按照移灵的地址,/我擦干了眼泪,/来到太行山区。
我跨过千座高山,/叩问每一块岩石：/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石头不语,/向我示意：/你看！石壁上有她/刻写的标语：/坚决抗战！/减租减息！/她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她把火把点在人心里。
我穿过道道丛林,/摇着每一棵树木：/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树木肃立,/摇动树枝：/你看,树皮上有她/小小的指印,/树根上有她/晶莹的汗滴。/她在这里植树造林,/她在这里种谷采菊。
我涉过道道河流,/询问每一点水滴：/你说！你说！/我的莉莉,她在哪里？
河流不答,/浪花跳起：/你看,水面上有她/花白的头巾,/浪花上有她/划船的英姿。/她在这里送过游击队,/她在这里沉过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