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不知说什么好。

佟老师羞愧难当，只得保证今后按月给前妻和女儿生活费，房产等全部归前妻所有，那女人流着泪走了。回家后，他除了把离婚证揭下来，没有对公婆吐露一个字，听说至今仍和公婆住在一起，女儿已经十几岁了。

对以上这些事，我们已经审问批斗了他十几天了，他都承认。他的身体较弱，又有胃病，瘦得皮包骨头。白天，他要跟其他黑帮一起抬石头垒墙，晚上就是整夜地审问拷打，有时连饭也不让他吃。后来，我看他精神已经恍惚了，眼睛发直，叫他几声也不反应，大家对他也就有些放松了。半夜里，红卫兵值班队长查牢房，负责看押的红卫兵早已睡着了，房门大开，进屋一看，佟老师竟没了踪影。大家着急了，先往厕所找，又往各校园树林、井口上去找，怕他自杀。全校找遍了都没有，大门口有人站岗是出不去的。只有西院墙十分低矮，墙外是庄稼地，比较容易逃。于是，全体红卫兵一起出动，越过西墙往外追去。

我们先一直追到河边，这里水深河宽，不是水性特别好的人，是过不去的。我们用手电找了半天，没发现有异常，又顺着河分别往两个方向追。佟老师经过这一时期批斗，身体实在太不行了，我们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在玉米地里将他捉住了。

我因为脚歪了一下，落在了后面，等我赶过去，红卫兵们已经将他用铁丝捆了起来，怎么捆得看不见。只是他死活不往回走，任凭学生们怎样打他，他也不站起来。大家也打累了，不知该怎么办好。忽然一个红卫兵从附近井台上找来一根木杆，说：“他不走，我们就把他抬回去！”说着，就将木杆伸入佟老师用铁丝绑着的手、脚之中，几个人抬起来就走。佟老师疼得杀猪一样叫起来，后来哀求学生们放下他，让他自己走。但谁还管他那一套。我一瘸一拐跟在后面，一下子发现手电光照着的地面上滴了一路血，忙大喊：“停一下，不要出事！”这时，佟老师已经毫无声息了。有人说：“放下他再跑了怎么办？”仍然不停地王前走。　　到了学校里，在电灯光下，我们发现情况不好了。原来，铁丝已经深深地勒进了佟老师的脖子里、手腕里、脚腕里，血从手腕上不住地流出来。人已经昏迷了，脸白的象油光纸。有人赶快把校医找来，他让学生们先将铁丝解开，谁知两手腕上的血涌的更多了，他连忙用绷带去绑，再看口里、鼻子里也流出血来。他也吓坏了，说：“恐怕老佟是动脉勒断了，必须送医院抢救！”可是去医院要十几里路，学生们谁也不愿意抬，只好派了个学生骑自行车去请医生。

天亮以后，佟老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血也不大淌了，我们都觉得是不行了。直到九点多，那学生才回来，说人家医生正在开批判大会，没有人值班，求了半天也不派人来。大家又商量了半天，派了另一个黑帮分子老师，从附近工厂借了一辆地排车，拉着往医院去。听说到了医院，人已经直挺挺的，早已不知死了多长时间了。

唉，多少老师成了黑帮挨斗挨批是普通的事，你佟老师偏偏逃什么呢？下午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宣布佟老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顽固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

串连（1）——准备我下午一到学校，韦连就抢先跑过来，凑到我耳边告诉我一个特大好消息：学校接市委通知，要组织一批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连。这当然是鼓舞人心的，毛主席已经两次接见红卫兵了。到北京，到毛主席身边去，就意味着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见到周恩来总理，这是做梦都在想的事情啊！

我急忙向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跑去，办公室里已经集合了满满一屋子人，吵吵嚷嚷地听不清什么，大概都是来询问进京的事情的。“别在这儿嚷了，嚷到天黑也白搭！都回去，以班级为单位从红卫兵中推选，每班暂选一人，报筹委会审查”，老吴从里间走出来大声说，又对在筹委会工作的一位老师说：“王老师，你负责登一下记，多报的名单一律作废！”　这一下明白了，选拔范围和名额都十分清楚，大家知道在这儿没什么可磨的了，赶快回班级争取吧。于是人们呼呼隆隆往各自班级跑去。

等人都走光了，我才装做满不在乎地走进去，见了老吴问了些别的事，对于进京代表的事连提也没提，这让老吴很意外。他主动拍拍我的肩头说：“你真沉住气了，行！够个红卫兵骨干条件。这次进京我有个初步想法，我们筹委会成员和红卫兵总部人员不能都走了，以后机会有的是。这次先去一半人，你看怎么样？”我觉得他想的很全面，就点了点头。他又嘱咐：“叫几个人下通知，我们先开个会研究一下。”

我们的会还没开完，各班选拔的人员名单就很快报齐了，每个名单背后都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攀比。几乎所有的班级，都是由红卫兵战士投票决定的。基本条件自然是家庭及社会关系没有一点政治问题的，然后是比谁的家庭更革命、更红一些，于是人员集中到一些老红军子女、烈士子女和军人子女身上，一般工人农民出身的学生占的比例不是很大。

我们开会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决定哪些人第一批去北京，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开始有人提建议，有提议投票的，有提议主任指定的，还有人提出碰运气抓阄的，被老吴批评了一顿。筹委会副主任、原学校副校长首先表态，他代表教师们发言说，他们第一批一个也不去，让红卫兵战士们先去。老吴满意的点点头，他补充说：“你看王老师多有水平，我们都要有放眼世界的胸怀，主动发扬风格。老师们也不能不去，也要给一定名额。”推让了半天，十一个委员中定了五个，不是筹委会委员的红卫兵总部人员中也推选了两个人。大家对报上来的名单逐个审查了一遍，没提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们红卫兵赴京串连代表团第一连就组成了。老吴谢绝了大家的一致推选，主动表示第二批。不过临放学前，市委打电话来，指定让他担任我们连的连长，他再推也推不掉了。

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赴京的成员，被指定为宣传鼓动组组长。名单中有长新，却没有韦连，他们班的干部军人子女太多了，恐怕这样下去，再去十批也轮不到他。我心里暗暗着急，韦连去不成会埋怨我的。

按照分工，会后各组负责人立即行动起来。生活组组长马上下通知给赴京的人交粮票、生活费，服务组的人忙着开介绍信，布置带好红卫兵袖章、学生证等，又将人员名单抄好，派人骑自行车送到市委去。我则组织人印毛主席语录卡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卫兵宣言以及十六条等传单。因为后天才出发，有些事情不是太着急。

长新见到我咧着嘴直笑，他选上当代表纯属偶然。他们班里有五个现役军人子女，条件都差不多，他们争的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肯让步。最后一赌气，竟一致同意工人家庭出身的长新，乐得他跑到外面小卖店买了一包糖，见人就分。我警告他不要象范进中举一样，乐极生悲，乐发什么毛病来。老吴又让我告诉服务组组长，明天借点钱给每个进京的人买一本新的《毛主席语录》，举在手里显得整齐。还吩咐赶快去买红绸子，明天一定赶制出一面学校红卫兵的队旗，说不定在北京还会被拍入电视呢。老吴心十分细腻，一切都考虑的很周到。

为了将宣传品和传单印得漂亮一些，就特地请学校打字员晚上加班，争取将部分毛主席语录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印出来。至于《为人民服务》、《十六条》等，就要连夜用钢板刻出来了。长新主动提出来帮忙，可是他一不会刻板，又不会弄油印机，我想来想去给他找了个校对的任务，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晚上回去一定让他妈妈给他把衣服、军帽都洗干净，再买一条新的腰带围在腰间，就是一个标准的红卫兵战士了。平时他是以懒散、肮脏出名的，球鞋、袜子从来不洗刷，脏得弄不清什么颜色时，就用墨水再染成黑色，但他那双臭脚，老远就熏得人头疼。我再三要求他一定先将球鞋袜子刷洗干净了才准上车。这时候，让他干什么都行。

串连（2）——长新家出了问题晚上就要出发了，长新家却出了问题，进京的事不用说吹了，我心里一直不好受。

长新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据大人讲，他一辈子连鸡都不敢杀，又没有干过商业和财务工作，能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老吴告诉了我实情。长新父亲的单位有人昨天贴出了大字报，揭发这位工人在解放前给国民党军队做过一段时间饭，是帮助反动派打我们的解放军，而且从来没有向组织上交待过，属于隐瞒反动历史，已经被揪出来批斗了。长新不仅是不能进京的问题，以后还要列入黑五类狗崽子一类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

晚上，火车站灯火通明，各单位都组织人敲锣打鼓为我们送行。有的老大娘还直往我们挎包里塞熟鸡蛋，让我们身受感动。

一直到上火车，我都没有看见两位好朋友韦连和长新。下午，我都去找过他们，但都没在家，我猜想是有意躲了起来。长新家院子里、大门外贴满了大字报，他父亲在家中也挂着黑牌子不敢摘，见了我低着头立在一旁，如同罪犯一个样，我眼里的泪水差一点掉了下来，一句话没说，转身跑了出来。

火车长鸣一声开动了。我这是第一次乘火车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心里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我把头从车窗里伸出去，想看看家乡的道路房屋，没想到在站外铁路一侧明亮的灯光下，韦连和长新呆呆的站在那里，我高兴的大喊一声，他们望着我招了招手，长新立即用袖子捂住了脸，不用说他哭了。

串连（3）——到达北京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北京时，已经是下午了。下了车，站台上到处是拥挤的人流，天有点阴，弄不清东西南北。墙上挂着红底白色大字横幅：“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战友们”、“北京的红卫兵向全国红卫兵战友们问好”。不知安在什么地方的高音喇叭，一遍一遍的播放者“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站台里也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落款都是北京各单位的造反组织和红卫兵。看到这一切，我确信是来到日思夜想的伟大祖国首都了，来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了。

领队招呼我们先不要出站，等别的单位人走的差不多时，让我们以连队为单位清点人数，由各对负责人向团对负责人汇报。然后排着队，举着我们的红旗，缓慢的出站了。

没想到站外的人比站里更多，广场上到处是站着、坐着、躺着的人群，无论向那里看，都是摇动不清的人头，都是乱糟糟的声音，同宣传广播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压抑的气氛。我回头一看，四座高高的钟楼映入眼帘，同我在学校里看到电影上的照片一模一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北京城印在了我旅游记忆几乎是空白的脑子里。

我们队伍停在了车站广场一角，告知不准随便行动，等候安排。大概有人已经去联系了。

远处有个高大的牌子上面醒目的写着：“外地进京红卫兵接待站”，那里排了几条长长的队伍。我摸摸挎包，带的馒头和咸菜已经吃光了，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钢笔在里面，肚子一阵紧一阵的叫起来。有个卖北京市地图的人走过，我花了一角钱买了一份，和同学们围在一起研究起方位来。

车站钟楼上的钟响过好几次了，天渐渐黑下来。

好容易传下通知：“整队出发”。前面的人走动了，我们跟上去，从人流中穿过，向外走去。不多时，来到一条非常宽的马路上，汽车多得数不清。不知为什么路中间刨出了一些土，堆的高高的。有的同学介绍说，这就是有名的长安街，天安门就在这条街上。

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机关样单位。稍微等了一会儿，有人领我们分配房屋。

我们几十人来到一个大房子里，里面有用木板和长凳搭的床。墙上贴着欢迎的标语。大家由负责生活的同志一一安排下，去走廊上洗刷间洗了手脚，我就躺在床上不想动了。

不一会儿，有招呼吃饭。我们来到院子里，排队领了碗筷，打上一勺菜和两个馒头，几口就下去了。又喝了两大碗稀饭，肚子才有些缓过劲来。

吃过饭，我赶紧招呼我的宣传组员们，每人取了些宣传品，分头去各房间分发，并要求他们组织学习。不久，从各房间里传出了齐唱毛主席语录歌的声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有的房间唱起了“革命造反歌”。我找到了老吴，问他还有什么工作，他对我的宣传工作比较满意，鼓励了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