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当会计、右派分子当技术员等问题的大字报，又声称一定要揭开农机厂阶级斗争的盖子，进一步挖出隐藏在工人阶级中的阶级敌人。

广播换成了高音喇叭，我们广播员带火药味的批判稿一念，全厂职工的神经顿时紧绷了起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中午吃饭的时候，当我们戴着袖章、挽着袖子雄赳赳、气昂昂地一出现，人们赶快闪在一旁，躲得远远的正眼不敢看一眼。我们心中真有一种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的感觉。

晚上，在食堂外面的空地上召开批斗大会，人们早早地都来了。有个唱戏用的土台子，上面挂上了“向阶级敌人宣战大会！”两侧是大字标语“深挖细找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电灯将会场照得十分明亮。我们十几个红卫兵和厂里几十个青年小伙子，早就在土台一侧站成二排，一派杀气腾腾，以致人们进入会场坐下后，基本上没有说话的。

大会由王闯主持，我们几个红卫兵负责人威严地坐在主席台上。我代表红卫兵，对农机厂造反派表示了支持，又决心将农机厂的阶级敌人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批倒斗臭，不获全胜，誓不收兵。

我讲完话，王闯猛然提高嗓门，用劲气力大吼一声：“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上来！”这一下真是吓人，人们大气都不敢喘，只把眼盯着我们。因为，一听吼声，二个小伙子捋着袖子往人群中走来，很快将一个中年人提溜出来，拤着脖子、抬着手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揪上台来，随后有人将一块写着“打倒×××”的木牌挂到脖子上，令他头九十度低下，双手往后抬起，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新发现的斗人形式――坐飞机。

随王闯一声吓人的吼声，一个个坏人被揪上台来。最后我一数，其中一个没挂牌子。我问王闯怎么回事？王闯过去看了看，确实多了一个人，不过这个人不是被斗对象，不知怎么也揪了上来。我连忙说，已经揪了上来，就不能当时改正了，他难道一点问题也没有？王闯想了一会儿，一排脑袋说：“对了，他偷着给人打过家具。”“那算投机倒把分子！”我一声令下，让人写了牌子给那人套上，批判发言才陆续开始。

批斗会结束，批斗对象不准回家，集中在一口屋中反省，然后一个个过堂审问。那多出来的一个人原来精神有点毛病，被会场上气势一吓，糊里糊涂自己跑上去当了批判对象。我警告王闯，再往后开会一定要掌握好秩序。不要再发生类似事情，传出去让人笑话。本来阶级斗争十分严肃，弄个精神病一掺合，效果就不好了。王闯一再表示今后注意。半夜后我们才回家，王闯让人给我们买了几个烧饼吃。回到家里，才发现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游园——不是“游园”

今天经历的事情对我刺激实在太大了，它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的日子之一。

我们早上来到教导处前的时候，黑帮分子们早就被押在这里站成一排，他们中有过去的校长、书记、教导主任，还有教过我们的十几名教师。他们弯着腰老老实实地等着，每人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写“走资派”、“黑帮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名字上用红笔打着×号。当然，过去上学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严厉的，有一次，因为午睡时我跟同学说了句话，被老师狠狠训了一顿，吓的我见了那位老师就害怕。如今看到他们可怜巴巴地像囚犯一样呆在那里，有些很解气。可转念又一想，老师不负责任还叫老师吗？

至于他们头上的各种罪名，都是很吓人的，可是他们到底同北京的黑帮分子们是不是一样的错误？他们有些是从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还有些是青年党员、团员，怎么会反党呢？

“快走，快走！”韦连推我一下，我们一块到前面集合。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们，今天要对黑帮分子们采取行动，让他们游校园，适当的时候让他们游街。我们红卫兵也分了工，几个高中学生负责拿着枪，我们低年级的每人发了一根木棒。有几个人被安排去找东西，原来是让黑帮们每人敲打着一样东西。

最前面的是一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他手中提了一面锣，另一只手拿着自己的一只鞋，就这样赤着一只脚，走几步敲一下锣，高喊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自己的名字）！”后面的人照样办理，不过喊的内容不同。我知道，这种方式是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学来的。前几天，为了发动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都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号召人们照着做。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队伍逶迤着沿校园砖铺的甬路走去，我们分别跟在两旁看押。心想，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为滑稽的事情，不需要法律程序，不需要核实罪行，只要学生们一高兴，所谓的师道尊严被抛在了九霄云外，昔日我们尊敬惟恐不够的老师们，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竟被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押解着执行对他们人格最大侮辱的行为。我说不出为什么，只是跟着队伍走着，并不想有什么表现。可我们几位骨干战士就不同了，他们不住地喝斥着，用枪托使劲捣老师深深弯着的腰。

有位教语文的老师最倒霉，他本来出身是贫农，教学也不错，但就是爱给领导提个意见，结果运动一开始，被学校领导当黑线人物让学生批判，后来学校领导也被打倒了，他却不能翻身。这就是政治挂帅年代的法则，一个人一旦被当成了坏人，就在也难以出头了，即使再冤枉也无人替你申辩。

他踉踉跄跄地走着，心里也许觉着不平，喊打倒自己的声音不是太响亮，所以挨打特别多。有的同学也认为太过分，但这种时候，他们就是敌人，怎么对待他们都不过分，谁也不能出来阻止。

当一个红卫兵再次高高举起枪托，狠狠砸在他弯的弓一样的腰上时，他大叫一声倒下去了，但那学生仍不住地砸下去。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从地上一跃而起，抓住那学生的枪，一用力夺了过来，再一抡，几个红卫兵纷纷逃跑，他毕竟是个壮年汉子，十几岁的学生当然不是对手。看到学生们逃开了，他把手中枪一扔，站在那里怒视着周围，一时人们都楞住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跟在他后面也参加游校团的秦老师，是教体育的，只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推进了黑帮之列，这时他离语文老师最近。他随着大家沉默了片刻，突然意识到是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只见他轻轻挨过去，只几下，就将反叛者按在了地上。在他强壮的体魄面前，语文教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红卫兵们一看危险解除了，一拥而上，用绳子把语文教员捆了个结实，又打了个死去活来。

红卫兵们将他在地上拖着有几十米远，到了一片空阔的地上。这时，他浑身上下血迹斑斑，衣服、脸上都是泥土。红卫兵们经过商量，决定将他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大家用几条绳子将他栓好，再拉向不同的方向固定好。这样，他就仰面朝天躺在了八月里最毒热的太阳下面。

开始，他还呼喊着，后来嘴里往外吐沫，低声呻吟着，已经在叫“救命”。又过了几十分钟，他直挺挺地不动了。我们负责看管他，都非常害怕，赶快去找学校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来处理。但我们刚跑到半路上，红卫兵负责人却迎面走了过来，我们大叫：“快，他死了！”负责人摇摇头：“他死不了！不要害怕！”说着来到语文教员近前，用脚使劲踢了几下：“别装死！我们红卫兵小将不吃你这一套，你不是不服吗？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对方仍然没有反应，他用手试试对方鼻息，也有些荒了。他想起电影上共产党员被敌人打得昏过去时，都是用凉水浇过来。也招呼我们去打了一桶凉水来，猛地泼上去，泼了几下子，那人才动了几下。我们的头头说：“怎么样，我说死不了吧！下午马上开大会，宣布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到下午开大会的时候，人们怕他再反抗，又用绳子使劲勒了好几遍，他已经站不起来，是几个人拖着，架倒台上去的。先是让他跪在地上，因为他浑身软瘫，根本无法站立。但刚一会儿，就倒了下去，任凭怎么打他，再也没有反映。学校文革筹委会负责人过来一看，眼珠已经瓷了，他非常担心。仔细一看，是有一道绳子勒进了脖子里，这说不定哪一会儿就出人命的。

他再三说服红卫兵几个负责人，给语文教员松开了绳子，又抬到学校卫生室打了强心针，人才慢慢又醒了过来。

市委书记来我们学校看大字报下午四点多，几辆轿车开进了我们学校。我正和几个红卫兵贴大字报，看到轿车，不知是什么大人物到来，停下手中的工作站在那里看。

车上下来一个戴眼睛的中年人，招招手让我过去，问有没有负责人在家。我告诉他：筹委会一部分带人出去学习了，剩下几个红卫兵学生代表在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这很好，你把主持工作的同志找来，市委书记今天来你们中学视察情况。”

我赶忙跑上原教学大楼，把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几个负责人都叫了下来。在家主持工作的姓吴，是个烈士子弟，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是筹委会主任，也是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他下楼来时，车上的干部们已经都下车了。老吴想让他们上楼去坐坐，但被拒绝了。他们说，今天来第一是看大字报，第二是跟红卫兵座谈。老吴说，筹委会中的原学校负责人出差了，原校党支部、校长都打成黑帮了。市委书记点点头说：“今天来主要是与红卫兵代表座谈，其他人一律不见。”

老吴随即让我组织红卫兵维持秩序，围观的学生全部各回教室学习，黑帮分子不准露面，一部分红卫兵担任警戒保卫。

市委书记、副市长等人沿着从芦席搭成的大字报墙边走边仔细看，秘书们不时地作着笔记。

虽然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是我们自己写的，其实大体内容都差不多，除了上纲上线，空喊口号外，就是根据道听途说，揭露一些老师的隐私，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关系国家命运前途大事的东西。可是市委领导们却看的十分认真、仔细，他们绷着脸，谁也不说话。有时发现几张毛笔字写得漂亮，或是内容文字组织的比较好一些的，就指示秘书抄下来。这样看了二个多小时，我们也陪了二个多小时，这位领导是我们市的高级干部，听说在延安时就参加了革命，平时只在报纸、广播中见到或听到他的名字，报纸上有照片黑糊糊一片看不清楚。这样近的距离并且这么长时间跟市委最高领导在一起，开始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心中十分紧张。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才发现，这些市委、市政府要员，从穿着到行动，同我们熟悉的校领导干部也差不了多少。都是兰制服，穿一双布鞋，比老百姓不同的是上衣口袋插支钢笔而已。

老吴几次请领导们上办公室休息，都被拒绝了。天色渐渐暗下来，秘书才过来说，领导要找一个宽敞一点的教室，找一些红卫兵来座谈。老吴想，教室里都已经乱哄哄的，秩序也不好维持，就让我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灵机一动，提出新建成的物理实验楼下，有一间放幻灯的大房间，十分干净，只要在走廊上站上岗，谁也进不去。老吴一听十分高兴，先领那位秘书去看了，又派人赶快整理座位，备好茶水，才请领导们过去。他赶快拟了一份名单，是从红卫兵中选了十几个出身过硬、政治上可靠，说话比较谨慎的学生，让我赶快通知参加座谈。不到二十分钟，人差不多到齐了。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老吴想让食堂备饭，但市委领导坚决表示不在这里吃，我悄悄跟老吴说，我们食堂大概不够档次，听说高级干部是不随便在外头吃饭的，老吴也不坚持。后来派我借了点钱，买了几斤水果、饼干放在他们面前，这次他们倒没客气，几个人就着茶水分着吃了。

老吴经过简单准备，向领导详细汇报了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学校的情况，包括学生们的动态，发展了多少红卫兵贴了几千份大字报，内容分几类，揪出了多少黑帮分子等。我们几个人也作了一些补充，也提出了不少问题。主要是请示文化大革命今后发展的方向，将来搞多长时间，学校领导是不是可以打成黑帮等比较集中的问题。

市委书记注意地听了我们的发言，又问了几个细节，才讲了几点意见。一是告诉我们要加强学习，认真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指示，学习《人民日报》的一系列文章，结合学习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提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二是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坚决支持。认为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一批坏人被揭露出来，红卫兵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立了大功；三是要进一步宣传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认真执行政策，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四，关于红卫兵组织，应注意从政治上严格把关，各方面条件都要从严要求，不要急于求成，要逐步稳妥发展。要团结广大革命师生，共同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