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敢相信的地步。

其二，是说一部十分流行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书的封面问题更为严重。这部书我家就有，封面是欧阳海在铁路上勇推惊马的雕塑的照片。传单上说，在照片的阴暗线条中，显现出一条绿色的毒蛇，正在冲向毛主席的头像，又有十分反动的标语等，很让人感觉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

我让他把满地的书刊收起来，先到我家去看看那《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在电力不足的灯光下，我翻过来、复过去看了一晚上，也没能找出那条毒蛇和毛主席像，实在失望得很。

我们又谈起学校里新贴出的大字报中，也是从几个老师家的人名中发现了严重问题。有一位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的青年教师，名字叫王德国，而他的三个哥哥分别叫王德中、王得华和王德民，将他们每个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分明是“中华民国”四字，是国民党政府天下的称谓。

还有一位老师的三个孩子，分别起名为李玉娣、李玉修、李玉凡，人们将娣、修、凡的音合起来一分析，不就是帝、修、反吗？还是“育帝、育修、育反”，岂有此理。这二位老师当然被批斗了好几天。

长新拿着《欧阳海之歌》又认认真真地找了半天，忽然说：“这雕塑拍成照片，是与原作有些出入的。我们根据传单上的指点，这么仔细地对都对不出来，难道他们另有一个版本不成？”

我表示反对，因为《欧阳海之歌》全国只有这一种，封面也不会有第二个样子。

长新叹了口气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有人是牵强附会地乱上纲，以达到哗众取宠。

那些作者有多大的胆子，敢在画上画反动的东西？我才不信。”

他这么一谈，我也有同感，本来还想到邻居家找《中国青年》看一看的想法，立即淡漠了。

长新走的时候，顺手把我的《欧阳海之歌》也借走了。而他借别人的书，十有八九是还不回来的。

红色恐怖——北京来的红卫兵听说有个初中班在组织斗争学生，我被派去了解情况。

我先找到班里的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告诉我确有其事。起因是有一个家庭出身富农的农村女同学，因为村里要抄他的家，这将意味着家里将寸草不留，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他于是偷偷将一包衣料拿到学校里，又没有地方藏，只好放在宿舍的枕头底下。没想到被警惕性很高的同学们发现了。今上午已经将衣料拿到了教室里，要公开批判斗争他。

我想了想，对他说：“对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党是有政策的。报纸上也一再强调不能斗学生，我们还是谨慎些好。你们可以开一个小会帮助教育她一顿，千万不能兴师动众公开批斗，否则他本人受不了出问题可要你们领导小组负责。”那学生见我说的严肃，也有些松劲了。他又说，原来他们准备押着女同学将衣料交回她家所在的农村去，不知合适不合适。我断然否定了这种行动，我让他们将衣料交到学校筹委会，等运动后期处理。

处理完这件事，刚要回去喝点水。学校大杨树上的吊钟忽然“噹，噹”响了起来，不一会儿，广播喇叭也响开了：“红卫兵战友们，请马上到小礼堂开会！”连着喊了好几遍。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掉头往小礼堂赶去。

小礼堂原是外国人盖的一个中型礼拜堂，钢砖青瓦，石头墙基有半人高，又结实又漂亮，可容纳四、五百人，原来是学校的阅览室和练歌房。

我走进去时，已经有了不少人。墨迹未干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战友传经送宝”。红卫兵总部的几个人正围着三个陌生人问这问那。见我走过来，有人给他们作了介绍。

这三个人是正在北京读大学的学生，他们的中学都是在我们中学上的。他们臂上同样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每人都穿着黄色旧军衣，显得很精神。刚才，他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让我的战友们大受启发，决定让他们向全校红卫兵作报告。

不长时间小礼堂里就挤满了人，经过主持人介绍，他们轮流作了形势报告。其中主要介绍了北京毛主席领导揭露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阴谋，领导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经过，他们也介绍的异常曲折动人，很多名字不时被他们挂在嘴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

他们又批评我们学校文化革命气氛不够猛烈，阶级路线不分明。他们掏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等传单念起来，上面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英雄儿好汉”等口号。又说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将黑五类分子和反动资本家、走资派赶回农村去，他们的子女就是黑崽子，不同他们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就让他们滚蛋！反革命黑帮分子在北京已经被全部抄家，他们被游街示众，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战争年代血腥残酷的场面，大批黑帮正在被涂上反动标志，到处供人展览斗争，有的人反抗，立刻被打倒在地，身上血肉横飞。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也许那种经历马上就要来到了。

会后，红卫兵们果然行动开了，人们分成许多小组，分头去被批判的老师宿舍去抄家，又分别将他们抓到一个地方集中关押起来。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宣布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子女为黑七类狗崽子，不准同红卫兵一起学习，不准贴大字报，不准混入红卫兵组织，只准揭发反动家庭罪行，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等等。

学校大门上也贴上了一条大标语，上面斗大的红字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大字，红色的墨水从白色的报纸上流下来，像一条条血的小溪。老师们走在路上脸色土灰色，见了人都不敢抬头，恐怖的硝烟笼罩了校园。

战火也烧到了医院——到医院斗争大夫连续几夜召开批斗会，轮流对黑帮分子突击审讯斗争，十分疲劳。休息了一上午，才稍稍好一些。下午，我不紧不慢踱进学校大门时，才看到红卫兵大队人马正在集合。哨子声、点名声、吆喝声混杂在一起，很有些紧张空气。

韦连跑过来拉住我就走：“你怎么才来？快，快！快去拿枪，马上外出有行动！”他忙的上气不接下气，也没说清楚是什么行动。

在文化革命运动之前，我们都是学校基干民兵连的民兵，每人配有一支小口径步枪，每个季度还能参加一次由武装部门组织的实弹射击，这在几千名同学中，可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枪作为武器，是很有威慑力量的，每当学校有重大革命行动，都由我们尖刀班的几名学生带着枪装声势。我们每个人都从部队弄到一身报废的旧军衣和军帽，扎上宽宽的皮带，佩上煞有介事的武器袋，也是很威风的，尽管子弹袋里全是用白纸卷来撑起的。

我随韦连慌慌张张跑到器械室，班长大周早在那里等着，看到我们又是一叠声：“快，快，快！”枪架上就剩两支了，我们匆忙地扎上武装带，又互相整一整，取过枪来检查一下号码，确是个人负责的那一支，才在班长手中的枪支使用登记表上签上名字、日期、时间，快步向集合地点走去。

我们刚刚跨进队伍里，值班队长就宣布集合完毕，由大队长宣布行动计划。

大队长是高中的一个烈士子弟同学，他瘦瘦的，个子很高，穿一身半新的旧军装，表情十分严肃地走到队伍前面开了口：“红卫兵战友们，首先让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他清了清嗓子，一下提高嗓音：“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道。这也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面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他念完语录，把语录本合上举在手里，“红卫兵战友们！今天我们将去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中午的时候，市第四人民医院革命左派打来电话，说是他们在对医院走资派和反动分子进行揭发批判时，遇到了阶级敌人顽强的抵抗和围攻。医院的院长家是大地主，本人在日本留过学，在医院长期以权威自居，公开抵制文化大革命，并且培植了大批亲信势力，把医院当成了反革命的土围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了彻底攻克这个反动堡垒，请求我们红卫兵战士去支援他们，帮助他们镇压反革命的气焰，把文化大革命旗帜插上去。同志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考验我们的时候来到了。

大家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让我们发扬革命造反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然后，他开始分配任务。一分队是尖刀班，负责搜查揪斗黑帮分子，必要时配合抄家、游街等行动；二分队，负责宣传，要带好红旗、标语、支持医院造反派的大字报（这些已经写好）；第三分队是保卫组，负责整个行动过程中前后接应，站岗保卫，应付突发事件等，我是分队长，手下有十二名队员。

以前，我们光在学校内部闹革命，主要是同校内走资派、黑帮分子做斗争，到社会上参加斗争这还是第一次，大家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脑子里禁不住出现电影《铁道卫士》上特务匪徒与公安人员搏斗的场面。我斜眼看一下长新，他的腿早就抖开了。我忙过去低声对他说：“害怕什么？我们人多，他们人少！你在宣传分队，不用往前面冲，万一打起来，我保护你！”长新感激地点点头。

大队人马很快浩浩荡荡出发了，四十几个人打着红旗，一边走一边使劲唱革命歌曲，使路人都停下来看，不知我们要干什么。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就来到了医院。几个戴红袖章的青年人在门口迎接我们。他们介绍说，医院领导都在上班，其中一个正在动手术。说着递上一份名单，除了正副院长，还有三个主治大夫是反动学术权威，另有一个摘帽右派，二个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二个女护士曾在教会医院干过，怀疑是美国潜伏特务。

大队长冲我一使眼色，我一吹哨子，集合起人马，布置医院大门站上岗，宣布停止上班，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又在后门和四处也布上哨兵，实际上是戒严。

布置停当，医院里又跑出十几个青年医护人员，经介绍都是过去受院长压制的革命左派。

我们回合一起，首先在大门喊起了口号：“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