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到秀后子一把抱住大哭起来，原来是秀子的姐姐。院里的人一面劝解，一面让她坐下，又把情况说了一遍。大姐是个痛快人，对我们院里的人连连表示感谢。特别是她们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得到邻居关照，秀子的哥哥也跟着说了不少感激的话。

经过简单的商量，他们议定秀子先住到她姐姐家，让人给看看病，观察观察再说。实在不行就送精神病院。费用由他们兄弟姐妹们凑。

房东大娘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千万照看好秀子，别让她乱跑，以免发生危险。还送了一包吃的东西给她。她兄妹们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支农，在农村打反革命刨了一整天的地，累的要命，饭量大增，晚饭没想到吃了十个蒸包，又喝了二大茶缸稀饭。

天黑以后，我们集体整队来到一个场院里，参加生产队的批斗大会。场院里四角是高高的大豆垛、高粱穗垛，玉米穗挂在高高竖立着的木杆上。干硬的土地上散发着泥土的气味，村里的狗不时乱叫一阵。

宣布大会开始以后，我们学校文革筹委会负责同志和村里贫协干部坐在主席台上，四盏汽灯高高吊在台前，照的白白亮亮。随着一阵口号声，三个阶级敌人挂着大牌子被押上了台，弯着腰站在台前。看了牌子上的字，知道是三个反革命分子。他们之中的二个，昨天刚进村时已经见过，那时在大队部院中，十几个青年农民提着枪正在批斗他们，审问了一段时间后，人们轮流用皮带抽他们，打的他们乱叫。青年们还不过瘾，又叫一个人打另一个人，如果不用力，就让另一个再打对方，直到他们互相打得嘴里、鼻子里直冒血。还让他们互相对骂，怎么不堪入耳，怎么下流，青年们才高兴。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以红卫兵的名义找他们的负责人提出反对意见。大队负责人满不在乎地笑笑，出去制止了青年人的恶作剧，回来告诉我们：“这几个反革命分子，都斗了几十遍了，也没什么新鲜材料了，让青年们乐一乐没有什么，不会出人命的。”

全体人员集体学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又喊了一阵口号，大会批判开始了。预先安排好的人，拿着写好的发言材料，一个个跳上台去揭发批判。有一个人念着念着，突然激动起来，冲到一个反革命前面，“噼噼啪啪”扇了他几个耳光，又要用脚去踢，被一旁维持秩序的民兵劝了回去。

这个反革命分子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当时民兵们正在靶场实弹射击演习，他和一些群众在一边观看。看着看着，他忽然自言自语说：“打的什么鸟枪，还不如我当年，一枪一个！”大家听他一说，不觉都犯了思考，因为从来没听说他当过兵，他怎么会打枪呢？

情况汇报到大队，立刻将他列为审查对象，经过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审讯拷问，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在十几岁时，曾随父亲去东北逃荒，没想到父亲生病死在了老林山村里。他无依无靠被一伙土匪收留干了几年，学会了打枪骑马。后来土匪被国民党收编，他又干了几个月。在一次枪毙解放军俘虏时，有个执行的兵一连几枪都没打着人。他自告奋勇顶了上去，一枪一个一连打死了三四个俘虏，被称为神枪手，也成为他一生中的骄傲。解放前，部队打散了，他又跑了回来，只说在外种地，隐瞒了历史。没想到一疏忽说漏了嘴，引来了大祸，立时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待批判后再处理。

另一个则比较冤枉。他本来是民兵队长，每次开大会带头喊口号，嗓子特别响亮。偏偏有一次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知怎么一走神，喊成了“加强资产阶级专政”，马上被揪下台来痛打一顿，扭送公安机关。幸亏他家里是三代贫农，才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交群众批判，没被逮捕。

但揭发批判了一晚上，翻来覆去只是批判二个人的罪行，而第三个人只是高喊打倒他，却只字不提他犯的什么罪。我好生奇怪，就偷偷走出来，去问一个新认识的本村民兵。不料他只是笑，却不告诉我。我又问了几个村里的人，都是一幅莫名其妙的表情，还劝我不要再问。这是怎么回事？反革命的罪行还保密吗？

我这人天生的好奇心重，他们越不告诉我，我越想知道。于是，我去小卖店花了二角钱买了一包烟，来到会场外，发现了一个领我们刨地的青年农民，就递给他一支烟套了起来。那人抽不起烟，老用报纸卷豆叶子抽，一见我给他香烟抽，自然高兴的很。待我最后说出要求后，他先是迟疑，想了想才拉我到一边去，告诉了我原因。

这个反革命也是个贫农，平时嘻嘻哈哈惯了，仗着自己儿子在部队当兵，以军属老大爷身份，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人敢惹他。有一天，在割高粱时，他忽然心血来潮，对附近几个人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江青？”文化大革命以来，广播里、报纸上经常提到江青这个名字，人们也都知道是毛主席的夫人，不知道这人要干什么。他见没人作声，十分不过瘾，又说了一句让人害怕的话：“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想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老婆，有老婆当然要在床上睡觉办那事了，对不对？”他还自以为得计，不知道人家早吓跑了，赶快去报告了负责人。

民兵们马上就包围过来，将他捆到了大队部，并把材料报给了公安局。也定了个现行反革命。

因为事情牵扯到毛主席和江青，又是那样侮辱领袖的话，不便于在社会上宣扬，所以对他只斗争不揭发，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被斗者。

想不到农村里真有大胆的人，连这样的话也敢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他这一下子，恐怕要让全家人都受连累了。

工作组被驱赶了学校院墙上今晨出现“工作组滚出学校！”“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罪责难逃！”的大字标语。我心中不由火起，工作组是市委按照党中央安排派来的，组长就是市委的干部，他们代表党来领导学校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错误呢？我去学校筹委会问，不料负责人却苦笑着直摇头，却说不出为什么。难道这里头有什么背景？

昨天工作组召集了全校没有被揪斗的共产党员和红卫兵骨干开会，宣布调整了红卫兵组织各机构负责人，又让我们选举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作学校临时领导机构。其中有原学校的副校长、教导处副主任，三名党员教师，一名非党教员，学生代表五名，不知什么原因，工作组提议让高中三年级的烈士子弟老吴当筹委会主任，而让副校长作副主任，另有三名学生代表也作副主任。实际上，筹委会成了学生会。

下午，筹委会又通知我们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根据上级通知精神，工作组今天下午撤离学校。我和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不知上面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会上，工作组长代表工作组对来校二个多月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运动不力等方面作了口头检讨。

会议还没有结束，忽听外面有人喊口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工作组必须向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我出去一看，外面围了有百十名学生，他们好象早有计划，有的喊口号，有的在后面研究着什么。我大体上看了看这些人，都是些高中学生，大部分是运动一开始给学校领导写大字报被制止的，还有些是向工作组提不合理要求被拒绝的人，以为我是来应付他们的，又高喊：“我们不需要学生代表！我们强烈要求工作组向我们表态！”

我回去向会上汇报，筹委会决定会议结束。工作组人员到另一个房间休息，等学生们散去后再出去离校。先由筹委会去向这些学生作解释。老吴没有将工作组离校的消息告诉他们，只是提醒人们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不料人们并不放松，直喊工作组为什么不敢出来见群众？

直闹到天不早了，才慢慢散去。天快黑的时候，开来一辆吉普车，将四个工作组同志接走了。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于今天成立了。这是在赶走了驻学校工作组以后，我们采取的又一革命行动。工作组进校后，曾以班干部、团干部为主成立了官办红卫兵，袖章是在红布上印上黑字的“红卫兵”字样。而我们的红卫兵则是在各班的红五类学生（贫下中农、工人、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女）串连的基础上成立的。

我们要求学校为我们铅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言》，首先是当今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主要内容是：我们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我们红五类子女一定要誓死捍卫，要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我们是纯洁的革命后代，对革命最有感情，是毛主席最忠实的卫兵，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主义，我们誓死与他血战到底！我们划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准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们的任务是：在毛泽东主义指引下，向一切剥削阶级、向一切黑帮黑线、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帝修反宣战！去开创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主义的新世界！

今天一整天，学校的高音喇叭里都在播送我们的《宣言》，使校园里充满了紧张地战斗气氛，过去的学生干部大多数不是红五类出身，现在只能灰溜溜地摘下黑字袖章，呆在教室里不敢乱动。

我们全都戴上了黄色军帽，换上了红底金字的“红卫兵”袖章，并组织了纠察队，在校园内神气十足地巡逻，并且对黑帮分子采取了首次革命行动，树立了我们的威信，有问题的人见了我们都十分害怕。

在运动以前，我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一直受到学校和老师的压制、歧视，甚至让我们留级、退学。这样下去，整个学习岂不成了修正主义的温床，成了剥削阶级狗崽子们的天下？毛主席真是英明，他老人家洞察一切，尖锐地指出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在中国决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我们革命的红五类，解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

造反派董国庆母亲在晚饭后出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坐在椅子上喝了口水，一面揉着眼角，一面嘴里不住地咒骂着什么人。邻居大婶来串门，两个人叽叽咕咕了半天，看的出一幅义愤填膺的神情。

我装作睡觉躺在床上，耳朵却支楞着。听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理出一个头绪来，又是路西的董国庆在制造冤案了。

这董国庆三十多岁，上过几天高中，但没有毕业。前些年小学教员不够，他曾代理过几年，也给我们上过几天语文。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一是爱教错别字，如“甲胄”，他却念“甲胃”；有个同学姓单，他一直叫人“小旦”，还不许学生们笑。谁若笑他，他就老给作业上随便画×，还罚学生重作。董老师第二特长是不会拼音，教我们念生字时，简直就是在作游戏。如念“小麦的麦”，他读成“妹（麦）子的麦”；“北（白）菜的白”；“萝贝（卜）的卜”等。引得我们忍不住大笑不止，他却毫无知觉，气得将教杆摔得竹屑乱飞。　　后来，学校不再聘用他了，他就又回到生产队种地。可是，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幻想，时时刻刻盼着有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好出人头地，脱离农民的身份。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他利用上级工作队不了解情况之机，仗着家里是贫农成分，一直揭发生产队会计贪污，整得人家被关押了一个月，本来要结婚了，对象也吓的退了婚。后经过清查帐目，帐面上清清楚楚，年轻的会计才被撤消了审查。可是工作队却醉死不认半壶酒钱，既不为小会计平反，也不承认搞错了，气得小会计恨不得拿刀杀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我那董老师认为又是一个机会来到了，整天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搞出点名堂来。他先是拼命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在各种社员会议上抢先发言，宣讲自己的学习心得，以及活学活用的事迹。谁知道上级并不欣赏他，反而找了个无儿无女的烈属老太太作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到处作讲用报告，虽是个文盲，却会背诵“老三篇”，又会唱毛主席语录歌。董国庆练了十几天，一篇也背不下来，唱歌天生的五音不全，急得他直骂自己的爹娘没给他养个好脑子，无法施展个人宏伟的抱负。不过，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毅力，多少挫折也不能打消他想创造辉煌历史的欲望。　　前些日子，他风言风语地听说路东的范家曾有人在日本人手下干过事，又动了告发立功的想法。他也不问问是范家的人当过汉奸，还是范家的朋友有过问题，只是怕被别人抢在了自己前头出了风头。于是，他拐弯抹角打听到范家三个儿子，一个在贵州军工厂当厂长，一个在武汉当教授，另一个在青岛当船长。便买了信纸和邮票，分别给这三个单位的造反派写去了揭发信，说范家老大给日本人当过保长，老二给日伪汉奸当过特务，老三曾认日本小队长为干爹。

在着草木皆兵的阶级斗争高潮中，这三封信犹如三颗炸弹，将范氏三兄弟立时置于了黑帮、隐瞒历史的反革命的罪名之下，造反派没有时间和经费长途搞调查，宁可信其有，不管事真假。何况三兄弟不是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接受批判斗争，再加上这三顶帽子，可要了他们的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