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译

　　（原载《科幻世界译文版》２００７．０７）

　　作者简介：

　　格雷格·伊根出生于１９６１年，是一名程序员兼科幻作家。伊根擅长硬科幻创作，其主题多涉及数学、量子本体论、意识、基因、虚拟现实、意识转移、性，以及人工智能等。他曾经获得过雨果奖和约翰·Ｗ·坎贝尔纪念奖。这次刊登的《快乐的理由》是伊根最优秀的短篇之一，该文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快乐的源泉和形成机制，既充满技术想象，又饱含人生哲理。

　　◇◇◇◇◇◇

　　１

　　２００４年９月，过完十二岁后日后不久，我进入到了一种近乎永恒的幸福状态。我从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学校里的课业仍旧繁重，我却可以应对自如，让自己在任何乐意的时候都能做做白日梦。在家里，我可以随意浏览有关分子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四元数①以及星系进化的书和网页；我还可以编写我自己的复杂的电脑游戏，制作令人费解的抽象动画。虽然我是个身材极瘦、四肢又不怎么协调的孩子，任何规则复杂、没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都会令我昏昏欲睡，但对于自已的身体状况，我却非常满意。不管我什么时候跑起来——不管我跑到哪儿——感觉都很棒。

　　【①四元数是１８４３年由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发现的数学概念。】

　　我有吃的、有住的，安全无忧，有爱我的父母，他人的鼓励，还有生活的动力。为什么我不该觉得幸福呢？虽然我还没法把枯燥的功课和让人压抑的校园政治完全抛诸脑后，还不能忘记通常我的一腔热情是多么容易就被一些最琐碎无谓的小问题所浇灭，但当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我没有数着日子等所有一切再变糟的习惯。幸福到来时总让人相信它会持续下去——虽然之前我已经无数次地目睹过这种乐观的希冀是如何落空的，可也许我还是不够成熟世故吧，当这希冀最终表现出要成为现实的迹象时，我竟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我开始不断地出现呕吐的症状后，全科医生艾什给我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并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我想我的父母一定觉得挺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假期带给我的快乐居然远远超过了任何病菌带给我的痛苦；也许他们还奇怪为什么我都懒得去表现一下痛苦的样子，可既然我每天都要实实在在地吐个三四次，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不停地嚷嚷自已的胃好难受了。

　　抗生素一点作用也没起。我开始逐渐失去平衡感，走路时跌跌撞撞的。在艾什医生的办公室，我得眯着眼才能看到视力表。她把我送到威斯特米德医院的一位神经科医生那儿，那位医生立刻给我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当天晚些时候我便住进了医院。我父母当时就知道了诊断结果，但直到三天后，我才从他们嘴里问出全部事实。

　　我脑袋里长了个髓母细胞瘤，堵塞了一个充满脑脊液的脑室，使颅内压力升高。这种脑瘤有潜在的致命性。通过手术并伴以高强度的放疗和化疗，三个处在这个阶段的病人有两个能再多活五年。

　　我觉得自已好像站在满是腐烂枕木的铁路桥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一直往前走，寄希望于这一块块令人忧心的木板可以支掉住我的重量。我明白前面的危险，非常明白。可就是没有真实的恐惧感，无法切身感到害怕。我所体会到的最接近于恐怖的感觉也只是一阵近乎兴奋的眩晕，好像我面临的不过是冒险坐一次让人难过的过山车罢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颅内升高的压强可以解释我的多数症状。不过，对脑脊液的化验结果表明，我脑中有一种叫做亮氨酸脑啡肽的物质也明显增多了。这是一种内啡肽，也是一种神经肽。它的受体与某些镇静剂——如吗啡和海洛因——的受体是一样的。在发展成为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同样的突变转录因子不仅激活了能够使癌细胞无限分裂下去的基因，而且同时激活了能产生亮氨酸脑啡肽的基因。

　　这种情况很特殊，并非是常规的伴随症状。当时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内啡肽，但我父母把那位神经科医生讲给他们的原话向我重复了一遍，之后我又去了解了所有与之相关的知识。亮氨酸脑啡肽不是在疼痛难忍、危及生命时分泌出来的止痛剂；它也没有任何麻醉作用，不能使病人的伤口在愈合时变得麻木而失去痛感；相反，它是能让人获得幸福感的最直接的手段。在令人愉悦的行为或环境的刺激下，它就开始发挥作用。数不清的其他大脑活动一起对这个简单的信息进行处理，让人产生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快乐情绪。将亮氨酸脑啡肽与目标神经元结合起来，这只是一长串其他神经递质促成的事件链上的第一个环节。除了这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可以确定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亮氨酸脑啡肽能让人心情愉快。

　　我的父母在给我讲这些事时，情绪难以自持。我则像是某些赚人眼泪、讲述绝症的电视剧中天使般的小殉难者一样，平静地笑着，反过来安抚他们。这与潜在的坚强和成熟无关，我只是真的无法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脑啡肽的作用太特殊，我可以毫不畏缩地面对现实。而如果被药用镇静剂全身麻醉，我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我头脑清楚，情绪稳定，神采奕奕，而且勇气十足。

　　我的脑袋里被装入了一个脑室分流器。那是一个纤细的管子，被深深地插进我的颅内。它的作用是在医生进行消除主要肿瘤的操作时，降低我的颅内压力。手术计划在周末实施。肿瘤专家梅特兰医生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手术过程，并告知了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不适。现在我已经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

　　虽然最初的打击已经逐渐过去，但我那深陷痛苦中的父母还是决定不能就这么待着，什么都不做，认命地接受我可能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活到成年的命运。他们满悉尼地打电话，甚至打到悉尼以外更远的地方，只希望能找到其他的选择。

　　我母亲找到了黄金海岸②的一家私人医院——那是总部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连锁“医疗圣殿”在澳大利亚的唯一分院。那里的肿瘤科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髓母细胞瘤的方法。他们将经过基因改造的疱疹病毒注入患者的脑脊液，这种改造后的病毒只会感染能自我复制的癌细胞。之后，只能被这种病毒激活的一种强效细胞毒素会杀死这些感染了的癌细胞。不考虑手术的风险，这种疗法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能使病人多活五年。在这家医院的网页上，我自己查到了治疗所需的费用。他们给出的价格包含了所有的开销：三个月的食宿、所有的病理和化疗服务，以及所有使用的药物，总共六万美元。

　　【②黄金海岸：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太平洋沿岸城市。】

　　我父亲是位电气工程师，在工地工作，母亲是商场里的售货员，我是他们的独子，所以我们家的生活远称不上贫困。但要筹得那么多钱，他们还是得再次贷款。这样他们便又多背上了十五到二十年的债务。而且，三分之二与百分之八十相比也没有多大的不同。我听到梅特兰医生提醒他们说，这两个数字实际上是没法比较的，因为病毒疗法才刚出现没多久。他们本应该听取她的意见，坚持传统疗法。

　　也许我在脑啡肽作用下的平静反应刺激了他们；也许如果我还是原来那样阴沉、难相处，或者表现出全然的恐惧而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勇敢，他们就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我永远也没法知道是不是这样。不过不管怎样，都不会减少我对他们的感激。正因为脑啡肽没有充满他们的脑袋，所以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也能如我一样对它带来的后果无动于衷。

　　在飞往北部的飞机上，我一直握着父亲的手。我们之间以前总是有点隔阂，因为我们对彼此都多少有些失望。我知道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更壮实一点，更爱运动，性格更外向。而在我看来，他总是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将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不可靠的陈词滥调和口号上。但在那一次旅程中，虽然我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我却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正转化成一种强烈的、充满保护欲的父爱。我很惭愧自己以前那么不尊重他。我脑中的亮氨酸脑啡肽让我相信，这件事过去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

　　从马路上看，黄金海岸的“医疗圣殿”很可能被认为又是一家临着海滩的高层饭店；就是从里面看，它也和我在荧幕上看到的饭店没有多少不同。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台比床还宽的电视，配有网络电脑③和电缆调制解调器。如果这些是用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的，那么目的达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测试后，他们开始把点滴注入我的脑室分流器——一开始注入的是病毒，三天之后加入药物。

　　【③网络电脑：指几乎只通过网络完成操作的轻量级计算机。】

　　肿瘤几乎是立刻就开始缩小了；他们给我看了扫描图。我父母看起来既开心又茫然，似乎他们从来就没怎么指望这个百万富翁们前来做包皮手术的地方真的能对我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收他们的钱，给他们个安慰，然后在我的病情每况愈下的时候说些高水准的模棱两可的话。但肿瘤仍在继续缩小，当它连着两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后，肿瘤专家立刻把整个治疗过程重复了一遍，之后核磁共振成像屏上显示的卷须状物和黑糊糊的团状物又开始继续变少、变淡，速度比以前还快。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肆无忌惮地开心了，但我却越来越不自在。我把这简单地归咎于亮氨酸脑啡肽的减少。甚至有可能因为肿瘤一直以来释放了太大剂量的亮氨酸脑啡肽，所以理论上来说已经没什么东西能让我有更好的感觉了——如果我已经被带到了幸福的顶点，那我便无路可去，只能往下退了。那样的话，我开朗性情中出现的任何阴郁情绪只会证实扫描图带来的好消息。

　　一天早晨，我几个月来第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梦到那肿瘤如同有爪的寄生体一样在我颅内四处敲打。我能听到它的硬壳敲在骨头上的“咔嗒”声，就像困在果酱瓶里的蝎子发出的那种声音。我很害怕，出了一身的汗……解放了。我的恐惧很快便被熊熊的怒火所取代：我曾经不得不与肿瘤妥协，但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勇敢地面对它，可以在心里将它骂个痛快，带着自认为理听当然的火气将这恶魔驱逐出去。

　　对已到穷途末路的肿瘤穷追猛打，这没有想象中那样令人激动，我反而有些失落。尽管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感觉，但也不能全然无视这么一个事实：认为正是我的怒气在驱逐肿瘤，这其实根本就是颠倒真正因果关系的做法——这就好像是看着铲车从我胸前移走大石，然后却假装是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将其搬走的一样。不过对这些迟来的倩绪作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后，我也就没再深究了。

　　住院六个星期后，我所有的扫描图都变干净了，而且我的血液、脑脊液和淋巴液中都没有出现转移癌细胞的蛋白质标记。但仍然有可能存在一些抵抗力强的癌细胞，所以他们给我用了一个疗程截然不同的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疗程很短，但用量很大，而且与疱疹感染无关。他们先给我做了睾丸活组织检查——在局部麻醉的作用下，我感觉的是尴尬，而不是疼痛——然后又从臀部取了骨髓样本。这样一来，如果药物从根源摧毁了我制造精子的潜力和供给新鲜血液细胞的能力，它们都还可以被恢复。我开始掉头发，胃壁出现溃疡，呕吐的次数更多，也远比刚确诊时痛苦。但当我发出哼哼卿卿的声音想博取同情时，一个护士冷冰冰地告诉我，岁数只有我一半大的孩子也要忍受好几个月同样的治疗。

　　仅用这些传统的药物是永远没法治好我的病的，但作为一种收尾措施，它们大大降低了复发的几率。我发现了一个很美的词：细胞凋亡——细胞的自杀，一种程控式的死亡——并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重复。最后我几乎是在享受这种恶心疲惫的感觉了；我越觉得凄惨，就越容易想象这些肿瘤细胞的命运：在细胞毒素命令细胞自杀时，细胞膜像气球一样炸开或瘪掉。在痛苦中死去吧，可恶的渣滓！也许将来我可以编一个与之有关的游戏，甚至是一系列游戏，就以这波澜壮阔的第三阶段化疗作为高潮：大脑保卫战。我将因此名利双收，而且有钱还给父母，生活也会真的变得很完美，就像肿瘤曾经使我认为的那样。

　　十二月上旬我出院了，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我父母一会儿神情谨慎，一会儿又面露喜色，好像他们正在慢慢消除那种担心高兴得太早会遭来报应的想法。化疗的副作用消失了：我的头发都长回来了，只有当初插入分流器的那一小块地方还是秃的；而且也不再有把食物吐出来的困扰了。现在回到学校去上课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还有两个礼拜就到年底了，所以我的假期便直接开始了。在老师的组织下，班上的同学给我发了一封老套、空洞的慰问电子邮件。我的朋友都到家来看望了我，他们带着一点点的窘迫和无措，欢迎我从死亡边缘回来。

　　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难过呢？我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老爸老妈每天总有一个人在家把我像皇帝一样伺候着——不仅如此，他们还会给我自己的空间，如果我想坐在电脑前十六个小时，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可是，为什么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湛蓝的大空时，那进入眼帘的第一缕日光会让我想把脸埋到枕头里，咬牙低语“我真应该死掉，真应该死掉”？

　　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丝乐趣。我喜欢的网络杂志和网站不能，我曾经深深痴迷的津巴布韦音乐不能，那些脂肪超多、糖分和盐分都超高的垃圾食品也不能。没有什么是我现在想要的。无论什么书我都读不完一整页，程序代码也写不过十行。我无法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朋友，也没有任何想上网的念头。

　　我做的每一件事，想到的每一件事，都沾染着一层让人窒息的恐惧与耻辱。我唯一想到的能作为这种感觉参照的画面，出自我在学校看过的一部关于奥斯威辛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以一个很长的推拉镜头开始，摄像机缓缓地移向集中营的大门。看到这一幕时，我心里一沉，已经很清楚里面发生过什么。我不是在妄想；我那时并不相信我周围每一种闪亮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某些难以言表的邪恶。但每当我醒来看到天空时，便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正注视着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门。

　　也许我是在害怕肿瘤会复发，但也没有那么害怕。病毒疗法在第一回合的速战速决还是很让人信赖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觉得自己很幸运，也知道感恩。可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死里逃生有什么好开心的，就像当初因为脑啡肽而处在极乐状态时怎么也不会觉得难过一样。

　　我父母开始担心了。他们把我拖到心理医生那儿进行“痊愈咨询”。这个想法和其他事情一样让人讨厌，但我实在懒得去反对。布赖特医生和我讨论说，也许我之所以在潜意识里选择让自己觉得不幸，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把幸福和死亡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也许我内心很害怕如果又有了得肿瘤时的主要症状，肿瘤就会复发。对这种肤浅的解释，我既有点儿不屑一顾，又有些愿意相信。我希望，如果自己承认了这种隐忧，便能将它暴露在阳光之下加以审视，这样一来，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便会消失。但是，那种任何事情——包括鸟的鸣叫、卫生间瓷砖上的图案、吐司的气味，以及我自己手的形状——都会让我产生的悲伤厌恶的情绪却有增无减。

　　我想知道，是不是得肿瘤时产生了太多的亮氨酸脑啡肽，因此导致我的神经细胞减少了相应受体的数量；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对亮氨酸脑啡肽产生了耐受性，就像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会因为身体产生堵塞受体的天然调控分子而对镇静剂产生耐受性。当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父亲之后，他坚持让我去和布赖特医生讨论。布赖特医生装着很感兴趣的样子，但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他并没有真的把我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一直告诉我父母，我的所有感觉都是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十分正常的反应，我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耐心和理解。

　　新年一开始，我匆匆进入了中学。但我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就坐在那儿盯着课桌发呆，于是学校做出了安排，让我在网上学习。在家里，我确实可以用我的方式，在纯粹的、让人无法正常行动的悲伤情绪的发作间隔期，在如行尸走肉般麻木无知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学习学校的课程。同样，在心情相对明朗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思考可能导致我痛苦的原因。我查阅生物医学文献，发现了一篇研究高剂量亮氨酸脑啡肽在猫身上产生的作用的文章，但文章似乎认为任何耐受性都只是短期的。

　　后来，三月的一天下午，我盯着一张感染疱疹病毒的肿瘤细胞的电子显微照片——我本来应该在研究那些已故的探险家——终于想出了一个说得通的解释。病毒需要特殊的蛋白质来与它要感染的细胞结合，从而能有足够的时间使用其他工具来穿透细胞膜。但如果病毒从肿瘤自身冗长的ＲＮＡ转录体上复制了亮氨酸脑啡肽的基因，那它也许就不仅仅是可以附着在自我复制的肿瘤细胞上了，它也能附着在我大脑里每一个带有亮氨酸脑啡肽受体的神经细胞上。

　　而其后，只有在受感染的细胞内才会有被激活的细胞毒素产生，并杀死了所有被感染的细胞。

　　因为不再有新的输入，那些由死掉的神经细胞刺激产生的通路正在消亡。我大脑内中每一个能感知幸福的部分都正在死去。虽然有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但心情是各种力量调和的产物，就算只是一点点的抑郁情绪，可如果没有东西去压制它，它也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每一场心情角力赛。

　　我什么都没跟我父母说；我不忍心跟他们说，他们打的这场仗为我赢来了最大的生存率，却可能让我变成残废。我试着去联系在黄金海岸时我的主治肿瘤医生，但我的电话总是被一段自动播放的莫扎特音乐屏蔽掉，邮件也没有回复。我独自去见了艾什医生，她很有礼貌地听了我的推测，但拒绝帮我引见一位神经科医生，因为我的症状都是心理方面的：对我的血液和尿样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临床抑郁症的标准标记。

　　心情明朗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自己每天待在床上盯着昏暗的房间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我陷入了单纯的绝望中，我的感觉与现实的一切都彻底脱节，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绝望显得无比荒谬：我所爱的人没有被屠杀，癌症也基本痊愈了，我也仍能分辨出我的感觉与那种合情合理的真正的悲伤或恐惧之间的差别。

　　可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忧郁，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情。我唯一能自由选择的就是到处寻找原因来解释我的抑郁情绪——假装这是自己在遭遇了一连串阴谋导致的不幸后最自然的反应——或者置身事外，把它看成是无用、麻木、如同瘫痪了的身体一般的情绪外壳强加给我的外来物。

　　我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软弱、不知感恩；他只是默默地退出了我的生活。母亲一直在尽力跟我沟通，试着安慰或刺激我，但我也只能握握她的手作为回答。我并不是真的瘫痪了或者看不见了，也没有失语或是变傻。可是所有我曾待过的、灯火通明的世界——现实的或虚拟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思想的或情感的——都再也看不见、摸不着了。它们被埋在了迷雾里，埋在了粪便里，埋在了灰烬里。

　　当我住进一间神经病科病房时，我大脑中坏死的区域已经能清楚地显示在一张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图上了。但就算可以早点确诊，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过程。

　　而且，显然没人能到我的颅内把我感受幸福的机制复原。

　　２

　　十点的时候，闹钟把我叫醒了，但我又花了三个小时才有足够的力气活动。我掀开被单，坐在床边，心不在焉地咕哝着脏话，试着避开这逃不掉、也本不应该在意的结局。不管今天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逛了商店，还买了些冷冻食物之外的东西），也不管是多大的好运降临到了我头上（保险公司在我必须交房租之前支付了保险金），明天醒来时，我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

　　什么都没用，什么都没变。这几个字概括了一切。但我早就接受了这一切，再没什么事情好让我失望的了，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坐在这儿，第一千次为这一创伤而哀叹。

　　对吧？

　　他妈的。只要动起来就好。

　　我吞掉“早上”要吃的药，是六颗我昨晚拿出来放在旁边桌上的胶囊，然后去上厕所。我排出的尿液颜色很黄，都是上一剂药的代谢物。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抗抑郁药能真的把我带入“百忧解天堂”，但这种药至少能让我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从而把我从全然的紧张症及其带来的流质食物、便盆和擦浴中解救出来。

　　我把水泼在脸上，试图想出一个在冰箱有一半儿还满着的情况下离开公寓的借口。整天这样待着，脸不洗，胡子不刮，确实让我很难过：脏兮兮又无精打采的，像只可怜的寄生虫。但还是得再过一个星期或更久，这种自我厌恶的力量才会强烈到让我活动起来。

　　我看着镜子。食欲的不振不仅“互补”了锻炼的缺乏——我感受不到碳水化合物能带来的享受，就像我领会不了跑步者的乐趣——而且还让我能数数胸前松弛的皮肤下的肋骨数目。我三十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虚弱的老头。我把前额抵在冰凉的玻璃上，因为一些残留的本能告诉我，这样做也许能让感官榨取出零星的快感。但是没有。

　　在厨房里，我看到电话上的灯亮着：有信息在等我接收。我回到厕所，坐在地上，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不会是一个坏消息：应该没有人过世，我父母也不可能再离一次婚。

　　我走到电话边，打开显示屏。上面出现了一张表情严肃的中年妇女的脸，只有拇指指甲那么大，不是我认识的人。她叫Ｚ·杜兰尼，是开普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博士。这则信息的主题是：“修复性神经再造术的新手段”。这让事情有了点儿变化；大部分人看到我的临床报告时都只是很随意地扫几眼，认为我大概是有点儿反应迟钝。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没有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杜兰尼博士的“敬意”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但在我看来，不管她有多努力，这种疗法也只是海市蜃楼。

　　与“医疗圣殿”的无责任保险协议让我有了一份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生活津贴，并可以报销经医院认可的医疗费。我没有足够的大笔现金可以使用，但任何有可能使我在经济上获得自给自足能力的治疗，其费用都可以由保险公司酌情全额赔付。对环球保险公司而言，他们需要支付的治疗费用——相当于我死之前还要支付给我的所有生活费——正在不断减少，而全球范围内的医疗研究基金也正在减少。有关我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至今为止，我接受的大多数治疗都使用了新的药物。药物使我不再需要慈善机构的照顾，但若指望这些药物能让我变成一个快乐的普通工薪族，就如同指望药膏能让断掉的四肢再长回来一样不切实际。从环球保险公司的角度看，为更先进的治疗手段支付费用意味着要拿更多的钱冒险——这种观点无疑将让负责我这件案子的经理埋头于保险统计数据库。既然我仍然很有可能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自杀，那么没有必要总是匆忙作出支付决定。便宜的疗法值得一试，但任何激进却有可能成功的提议就一定通不过风险／成本分析。

　　我双手抱头跪在屏幕旁。我可以删除掉这则未读的信息，让自己免于那种清楚地知道将错过什么的挫败感……可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感觉也同样糟糕。于是我按下了播放键，然后转开脸——就算对着一张录下来的面孔，我也羞愧难当。我知道为什么：在我脑袋里，传递积极的非语言信息所必需的神经通路早就没有了，但那些对诸如拒绝、敌视等回应有反应的神经通路不仅仍旧完好，而且变得四通八达、高度灵敏，不管真正的事实是什么，都能在感觉的空白处填上高强度的消极信号。

　　我尽我所能，认真听杜兰尼博士解释她是如何治疗中风病人的。组织培养神经细胞移植是当前的标准疗法，但她却是把经过精心配置的聚合物泡沫注入受损区域。泡沫释放的生长因子能把轴突和树突从周围的神经细胞上吸引过来，而聚合物本身被设计成一个电化学开关网。借助散布在泡沫中的微处理器，最初无定形的开关网按计划首先会代替死去神经细胞发挥作用，然后做出适当微调，与某个具体的接受者相容。

　　杜兰尼博士一一列举了她取得的成功：视力恢复了，语言恢复了，能活动，能自制，有欣赏音乐的能力。我的缺陷——以失去的神经细胞、突触或是原始体积来衡量——不属于她至今治愈的所有神经损伤中的任何一种，但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有挑战性。

　　我近乎冷静地等着她最终抛出一个价值六位数或七位数的圈套，但屏幕中的声音说：“如果你可以支付自己的旅费和住院三个星期的花销，我的研究经费可以负责治疗本身的费用。”

　　我把这段话反复听了很多遍，想试着找到一种没那么讨人喜欢的理解——通常我很擅长这样做。当这种尝试失败后，我下定决心，给杜兰尼博士在开普敦的助手发了封邮件，请他解释清楚。

　　没有任何误解。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在余下的生命里恢复健康，而所需费用只相当于服用一年那些仅能让我维持清醒的药。

　　准备这么一次南非之行当然不是我能做到的，可一旦环球保险公司意识到这么一个机会，两大洲的分公司会一起为我积极行动起来。我需要做的就只是克制住取消所有这一切的冲动。一想到要再度住院，再一次体会那种无力感，就让我很不安，但是预想这种神经假体的潜力本身就像是在世界末日盯着日历瞧一样多此一举。２０２３年的３月７日，要不我就将到达一个更广阔、更多彩、更美好的世界……要不就会被证明我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希望最终破灭了，也远没有另外一种结果让我那么害怕；那种结果和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更容易想象得到。我唯一想得出的和幸福有关的场景是，自己仍是个孩子，开心地跑着，最后融入到阳光里——一切都那么美好，让人向往，但就是少了点儿有真实感的细节。如果我曾想过化为一缕阳光，早就割腕自杀了。我想有一份工作，想有一个家庭，想经历平常人的爱情，也想有适当的抱负——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我被剥夺了的东西。但我想象不出如果我终于得到了这些，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无法在二十六维空间里描述每天的生活一样。

　　登上清晨离开悉尼的航班之前，我一夜没睡。一位精神病科护士送我去机场，但在去开普敦的路上并没有坐在我旁边看护我，让我保留了一点颜面。在飞机上，我把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和偏执症作对了。难过焦虑的情绪折磨着我的大脑，我得努力克制自己不去为它们找原因。飞机上没有人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杜兰尼的方法最终不会是个骗局。我成功地粉碎了这些“解释性的”妄想……但是和以前一样，我仍旧无法改变自己的感觉，甚至就连把自己纯粹的病理性抑郁和任何人冒险做脑部手术前都会有的正常焦虑清楚地区分开，我都做不到。

　　不用总是努力把两种事物区分开，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忘掉幸福；就算未来充满了无助的痛苦，但只要我知道那是有原因的，也算是一种胜利。

　　来机场接我的是杜兰尼的一个研究生吕克·德维希。他看起来大约二十五岁，洋溢着自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把那误读成轻视。我突然有陷入困境的感觉，很无助；他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像是传送带上的零件一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他们让我自己来做什么的话，那么整个治疗流程绝对会进行不下去。到达位于开普敦市郊的医院时，已经过了午夜。横穿停车场时，小虫子的叫声听起来不对，空气的味道闻着有说不出的陌生感，天上的星星也看起来像高明的仿制品。在我们快到入口时，我膝盖一软，跌倒了。

　　“小心！”德维希扶我站起来。我在发抖，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看到自己的样子觉得很难堪。

　　“这有悖于我的回避疗法。”

　　“回避疗法？”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医院。”

　　德维希笑了，虽然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只是在迎合我。发现自己能让别人真心地开怀一笑，这本应是一种乐趣——看来，我的那些感受快乐的传导通路的确都消失了。

　　他说：“我们的上一个病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她离开时大概和你差不多，站都站不稳。”

　　“有那么糟啊？”

　　“她的人造髋骨出了问题。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灯火通明的大厅。

　　第二天早上——３月６日，星期一，做手术的前一天——我见到了手术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他们将完成整个手术的第一步，即纯机械的那部分操作：干净地刮除死去的神经细胞留下的无用孔洞，用小气囊撬开所有因为受挤压而闭合的空隙，然后在整个奇形怪状的空间里注满杜兰尼说的那种泡沫。除了十八年前分流器在我的脑袋上留下的那个洞，他们可能还要再打两个洞。

　　一个护士给我剃了头，并在我裸露的头皮上贴了五个参照点。然后整整一下午我都在做扫描。最终结果显示，我大脑里所有死去空间的三维图看起来就像山洞探险爱好者的地图，上面画着一系列连在一起的洞穴，并夹杂着岩石、瀑布和坍塌的隧道。

　　杜兰尼那天晚上亲自来看了我。“当你仍处在麻醉状态时，”她给我解释道，“泡沫会开始固化，与周围组织的第一批联系也将建立起来，然后微处理器将指挥聚合物形成我们选来作为起始点的开关网。”

　　我不得不迫使自己说话；我问的每一个问题——虽然措辞礼貌、清楚恰当——都让我觉得痛苦难堪，好像我正赤身裸体地站在她面前，请她帮我清除掉头发上的粪便。“您是如何找到一个能用的开关网的呢？您扫描过志愿者的人脑么？”我会作为吕克·德维希的一个克隆体——继承了他的品位、他的抱负、他的情绪——从而开始我的新生吗？

　　“不，不用这样做。有一个国际健康神经结构数据库，它的数据来源于两万具死时脑部未受损的尸体。这比断层摄影技术更精确；大脑被冷冻在液氮里，由一个带金刚钻头的切片机进行切片，然后这些切片被着色，并被拍下电子显微照片。”

　　我的脑袋在她不经意调用的海量数字前怔住了；我已经完全对计算没感觉了。“所以你会用数据库里的某些合成品？你会从不同的人身上选取一些典型的结构用在我大脑里？”

　　杜兰尼看起来想把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但她显然是个对细节要求一丝不苟的人，而她的解释还没有细致到让我觉得智力不济的地步。“不是的。这更像是多重曝光，而不是单一的合成品。我们使用了数据库里的大约四千份记录，全是年龄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男性；在某一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Ｂ相连，而在另一个人那儿，神经细胞Ａ与神经细胞Ｃ相连……到了你这儿，神经细胞Ａ则会和Ｂ、Ｃ都相连。所以作为起始的开关网，理论上来说会被‘消减’成将其构建起来的这四千个样本中的任意一种。但实际上，你将把它‘消减’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

　　这听起来比成为一个情绪上的克隆体或者弗兰肯斯坦般的混合物舒服多了；我会成为一尊已经雕出大概轮廓、只是细节之处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塑像。但是——

　　“怎么‘消减’它呢？我怎么样才不会变成其他人，而变成……”变成什么呢？让十二岁时的自己重生吗？还是保持现在三十岁的年龄，作为四千名死去的陌生人的混合体而活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弱；我仅有的那么点儿觉得自己不是在胡言乱语的信心也消失了。

　　杜兰尼似乎也变得有点儿不太自在——不管怎样，我对她的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她说：“你的大脑应该还是会有一些部分是完好的，那些地方保存了一部分丢掉的记录：和成长经历有关的记忆，和曾给你带来过快乐的事物有关的记忆，以及没有被病毒摧毁的先天结构片断。神经假体会一直自动发挥作用，直到与你大脑中的其他部分相适应——它会和所有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而且工作效果最好的连接会在互动环境中被强化。”她想了一会儿，“你可以假想一种假肢，一开始用的时候问题很多，但随着你的使用，它会自我调整：当够不到你要的东西时，它会伸长；意外碰到什么东西时，它会缩短……直到大小、形状都和你活动时存在于幻觉中的肢体相符。而那幻觉本身不过是对失去的血肉的想象。”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比喻。尽管我很难相信自己褪色的记忆会包含足够多的信息来在每一个细节上重建它们幻觉中的主人，很难相信这幅关于我曾经是谁、我又变成了谁的拼图，可以根据些许模糊的提示和四千张掺杂在一起的描述幸福的碎片拼出来，但我的这个想法可能还会让我之外的其他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没有把它说出来。

　　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些情况发生之前会是什么样的呢？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时，所有连接都还原封未动吗？”

　　杜兰尼坦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没有办法知道，除非你自己告诉我。”

　　有人在不断地叫着我的名字，声音让人心安却急切。我更清醒了一点。我的脖子、双腿、后背都在痛，胃也恶心得厉害。

　　但床很暖，被单很软。就这么躺着很舒服。

　　“现在是星期三的下午，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睁开眼睛，杜兰尼和她的四个学生全站在床边。我看着杜兰尼，惊讶地发现这张我曾认为“严肃”、“难以亲近”的脸其实……很引人注目，很有吸引力。我盯着她看了好久。然后我看到站在她旁边的吕克·德维希。他同样也很出众。我把另外三个学生一个一个看过去：每个人都是同样有魅力。我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的脸上饱含深意和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没法单挑出任何一点来：他们看起来都很聪明、喜气、漂亮、有思想、目光殷切、有同情心、平静祥和、生机勃勃……一堆白噪音般的品质，全是积极面的，但毫无关联。

　　但当我强迫自己把目光从一张脸移到另一张脸、想努力去搞明白他们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的意图一下子变得清晰了——就像突然看清了书本上的字词，虽然我视力一直很不错。

　　我问杜兰尼：“你在笑吗？”

　　“一点点。”她犹豫了一下，“我们有标准测试和标准图像来加以判断。不过……请描述一下我的表情，告诉我我在想什么。”

　　我不知不觉就回答了，好像她是在让我读一张视力表：“你在……好奇？你很认真地在倾听。你很感兴趣，而且你在……期待会有好的事情发生。还有，你在笑，因为你觉得好事情肯定会发生，或者因为你不怎么敢相信它居然已经发生了。”

　　她点点头，笑意更深。“太好了。”

　　我没有说我现在觉得她美得惊人，几乎令人窒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给我这种感觉，无论男女：我曾在他们脸上读到的那种矛盾情绪烟消云散，唯独留下一种摄人心魄的神采。我觉得这有点儿让人害怕——它太随意，太强烈——虽然从某方面来说，这看起来基本上是很正常的反应，就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突然遇光会眼花一样。而且，在过了十八年觉得人人都面目可憎的日子之后，我不准备抱怨这五个人看起来像天使一样的感觉。

　　杜兰尼问道：“你饿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这个问题，“饿。”

　　一个学生把准备好的食物端过来，和我星期一吃的差不多：沙拉、面包圈、奶酪。我拿起面包圈，咬了一口。很熟悉的口感，味道也没变。两天前，我是带着通常所有食物都会给我的轻微恶心来咀嚼吞咽同样的东西的。

　　热泪滑下我的脸颊。我没有欣喜若狂；这种体验和嘴唇干裂流血时从喷泉里喝到水的感觉一样，既有点不可思议，也有些疼。

　　一样的痛，一样的难以抑制。我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后，又要了一盘。吃很好，吃是正确的，吃是必需的。当我吃完第三盘时，杜兰尼坚定地说道：“已经够了。”我摇头，想要更多；她仍然美得超凡，但我却愤怒得想冲她尖叫。

　　她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停下来，“这对你来说将会很难过。你的情绪会经常像这样如波浪般翻腾起伏，涌向四面八方，直到开关网消停下来。你必须尽力保持平静，保持清醒。神经假体让很多你并不习惯的事也变得有可能发生……但是你仍然没有失去控制。”

　　我咬了咬牙，转开脸。在她的碰触下，我立刻痛苦地勃起了。

　　“是的，”我说，“我能控制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神经假体带给我的体验变得越来越不强烈。我几乎可以想象出这个开关网最粗糙、最不契合的边缘部分——用一种比喻的说法——正在使用中被逐渐磨光。吃饭、睡觉、和人相处都仍旧很愉快，可这不像是某人用高压线戳了我脑袋的结果，而更像是童年时一个不可思议的玫瑰色的梦。

　　当然，神经假体并没有向我的大脑发出信号让它感到快乐。神经假体本身正是那部分在感受所有这些乐趣的我——不管这一过程与其他一切是多么紧密地融为一体：知觉、语言、认知……除神经假体外，我所有的一切。一开始，这样的想法让我很不安，不过再一想也就没什么了。不过是像在做认知实验时，把一个正常大脑里所有相应的活动区域着上蓝色，然后宣称“是它们在感受幸福，不是你”罢了。

　　杜兰尼的小组试图量化他们的成功，于是我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大多是我每年在接受保险评估时做过很多次的了。也许一个中风病人对曾经瘫痪的那只手的自如使用程度更容易被客观地衡量，而我必须让每一个数值刻度都从底部升到顶端来表明正面情感。这些测试不但不会把我激怒，还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新的场合运用神经假体——这让我很开心，是那种我记得以前从没经历过的开心。除了被要求解释家庭环境里日常会发生的一些场景——这个孩子、这个女人以及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心情好？谁心情不好？——他们还给我看了很棒的艺术名作的影像，从复杂的寓言性和叙事性的绘画到精致的极其简单的几何图像。除了让我听日常的语言片断和那种未加修饰的、因为喜悦和痛苦而发出的叫喊声，他们还给我放音乐和歌曲听，每一个流派、每一个时期、每一种风格的都有。

　　就是在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某些地方不太对了。

　　雅各布·采勒正在播放音频文件并记录我的反应。其间多数时候他是面无表情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泄露自己的看法，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度。但在他放完欧洲古典音乐中描述天国的一个片断、而我把它评为满分二十分之后，我捕捉到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沮丧表情。

　　“怎么？你不喜欢？”

　　采勒含糊地笑了笑，“我喜欢什么不重要。那不是我们正在测量的。”

　　“我已经打好分数了，你现在不会影响我的看法。”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渴望任何形式的沟通，“对于这个世界，我已经死了十八年。我甚至不知道这音乐的作者是谁。”他犹像了一下，“Ｊ·Ｓ·巴赫。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曲子能让人得到净化。”他伸手去碰到触摸屏，继续进行实验。

　　那他是在沮丧什么呢？我立刻知道了答案；我之前没注意到真是个傻瓜，可我实在是太沉浸在音乐中了。

　　我给每一项测试打的分数都不低于十八分。视觉艺术部分的测试也是如此。从我的四千位实际供体那儿，我继承的不是最低的共同特性，而是最大范围的品位集合——而且十天了，我还是没能给这个集合加上任何我自已的限制和偏好。

　　对我而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都是卓越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幅完美的画。

　　也许我只是因为长期缺乏快乐，所以才会沉浸在任何能得到乐趣的地方。而要感到腻烦，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挑剔、兴趣集中、与众不同，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我以后还会像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我脱口问道，开始时语气是有点好奇的，说完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慌乱。

　　采勒停掉他正在播放的音乐——一首也许是阿尔巴尼亚、摩洛哥或者蒙古的颂歌，这我不太清楚，但这曲子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让我全身兴奋、精神高涨。

　　他沉默着权衡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你最好去和杜兰尼谈。”

　　杜兰尼给我看了她办公室屏幕墙上的一幅柱状图：在过去的十天里，每天神经假体内已经改变了状态——新连接的建立，已有连接的破环、削弱或加强——的人工神经突触的数量。植入的微处理器一直在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而且每天早上都会有天线在我脑袋上晃来晃去地接收数据。

　　第一天的活动很显著，那时神经假体正在适应环境；这四千份供体的开关网在它们主人的脑袋里也许都是十分稳定的，可是在装进我脑子里之前，这种综合版本从没被连在一起接到任何人的脑袋里过。

　　到了第二天，活动量大概只有第一天的一半了；第三天大概是十分之一。

　　但从第四天起，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背景噪音了。我零碎却开心的记忆显然被存到其他地方去了——既然我肯定没有得健忘症——在一开始的剧烈活动之后，界定幸福的神经回路就不再有其他变化和进一步的调整了。

　　“如果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任何倾向，我们便能放大它们，把它们向前推进——就像推翻一幢不稳固的、出现了要向某一特定方向倾倒的迹象的大楼。”杜兰尼听起来并不很乐观。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而这幢开关网大楼连微微晃动的表现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