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节日播完了，继续播的是一场花样滑冰比赛。

　　“你快看，”妈妈叫我，“５．３分，５．２分，不象话。这个小姑娘至少应该得５．９分。你没看，她转身三周跳作的好极了。”

　　我没看见她的三周跳。我虽然也望着屏幕，可是什么也没看见。脑子里又慢慢地把今天的会议过“电影”。人怎么能这么盲目，这么局限和这么怯懦，可有时又那么鲁莽。

　　我站了起来，穿上外衣，戴上帽子。

　　“上哪儿去？”妈妈吃惊地问我，“最强的一组还没上场呢！”

　　“我到所里去。”

　　“到所里去？晚上十点还去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我只感到在这个时刻应该呆在黑雅沙和我的第二身边。我干什么要回家，一直呆在实验室里该多好！会后我们又和谢尔盖·烈昂尼德维奇谈论了很久，又一次重温了感情上的波澜起伏。我们好象是一支获得了决赛胜利的球队。我一丝一毫，一分一秒也没想到除了我们这种小公鸡式的骄傲感以外，在我们这派人当中对学术会议还会有什么其他相反的反应。特别是雅沙，我更没想到。

　　我下了公共汽车，几乎是一路跑步到了研究所。我越跑起快，把地上雨雪踢得四处飞溅，心里越来越有一种不祥之感。我象个疯子一样冲进研究所的大门。

　　“你您么啦？”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抬起了头，“忘了拿什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玩艺儿。我这辈子连听都没听说过。你喝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