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意志。只不过宋惠莲处处以情、以色来动西门，无心计，不自知。所以西门庆对她的顺从总是暂时的，对事件发展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劝说，不仅动之以威，动之以情，而且晓之以理，道之以礼，利弊进退似乎皆为西门着想，机心、权谋、狡诈处处可见。所以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顺从总是对事件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也正是潘金莲的意志决定并推动“来旺案件”的进程。通读小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展示，人们不得不赞叹潘金莲的机智与权谋，甚至她的狠毒，潘金莲可谓是争宠斗艳的高手和强者。但是宋惠莲却始终处于弱者、被动者、失败者的境地。应该说作者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宋惠莲及“来旺案件”放到各种复杂关系中，按人物性格逻辑和世俗生活的逻辑来进行艺术处理的。对西门庆，宋惠莲以情色动之，但与潘金莲相较，在西门庆心目中，宋惠莲的地位明显比不过潘金莲。

惠莲只不过是一个与西门有性关系的仆妇而已，并且有来自来旺的杀身危险和来自诸妻妾的讪笑讽刺，这是西门庆不能不考虑的。而宋惠莲又的确在行为和意识上存有着“意欲两头兼顾”的意向：既要维持自己与西门庆的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又不能由此而威胁到来旺的利益、生命安全，以求得到自我心理的平衡。在这里，宋惠莲的确是天真、浅薄、乏智、缺乏身份感，她竟然看不到这种兼顾只是一种幻梦。实际上，她已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威胁：来旺的顽劣不恭，不甘心受辱；金莲的妒恨与奸谋；雪娥和惠莲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此时的宋惠莲已陷入两难境地之中，对此，她无力自拔。宋惠莲还鲜明地表现出泼辣直率的性格特点。她从一开始就敢于对西门庆进行讽刺挖苦，如在藏春坞雪洞中的一幕。最后，她见西门庆屡次失信于己，她敢于公开指斥西门庆，揭露他刽子手行径。这种泼辣直率的性格，的确给宋惠莲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对潘金莲，宋惠莲虽然知道她对于自己的观感和态度，也知道在地位诸方面不能与其相较量，所以在表面上处处顺从潘金莲。但宋惠莲并不真正了解潘金莲的性格，也不了解潘金莲有私党、有探子，上下消息灵通。

又由于惠莲性格中本来就存有着的轻佻浅露、鲁莽乏智的特点，所以在行为上处处乏机心，处处有失误：一当西门庆许愿，说出于己有利的话时，宋惠莲“到后边对众丫环媳妇词色之间未免轻露”。宋惠莲一味恃宠放娇，人多议于此，故而树敌太多。在整个“来旺案件”中，宋惠莲扮演了来旺的“保护神”的角色。对来旺有情义、有良知，这是宋惠莲在“来旺案件”这一新的规定情境中所显露出来的新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使宋惠莲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使她与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如意儿等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莲鸩夫使武大身死；瓶儿气夫使子虚身死；王六儿养汉赚财，与道国沆瀣一气，毫无廉耻；如意儿茎露独尝忘夫求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其他的互不相同的特点：宋惠莲有情义、有良知，但其无智、缺乏身份感；潘金莲机智，善权谋，富心机，懂遮掩；李瓶儿淳厚、温柔，但一副呆相，心机少，不识善恶，不分敌友；而王六儿、如意儿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懂得在何种程度上于西门庆身上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她们虽然同为淫妇，但她们的性格及其表现其实是不同的，这就是张竹坡所说的“犯而不犯”。

宋惠莲对危难中的来旺表现出有情义，一直在为他遮掩、辩护，为他而向西门庆求情，为来旺的含怨递解原籍而感到由衷的悲哀。递解了来旺，宋惠莲悲愤自杀，但侥幸得救，潘金莲毒心不甘，她巧使调拔离间计，孙雪娥怒打宋惠莲，她在绝望悲愤中自杀了。从而演出“金瓶梅世界”中最为悲惨的一幕!因自己与西门庆通奸才陷来旺于危难，这一点是宋惠莲能够意识到的。世俗的道德观所谓的良知使她为此而陷入到精神的困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宋惠莲通过西门庆的失信已意识到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通过他人如潘金莲、孙雪娥、惠祥等的态度与行为已意识到自己现实的生存困境，她已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即使完全忘却来旺，全身心投入西门庆的怀抱，做所谓的第七房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况且她性格和意识中的良知又使她不会忘却对来旺所存有着的负疚感与两人间实存的情义。这一切都强化了宋惠莲对生存的困惑、迷茫、悲愤、矛盾与哀愁，这一切沉积于她的心灵中，沸腾着，翻滚着，积蓄着暴发的力量。她在毫无精神慰藉、依托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与生存的双重压力，她深深地绝望了，她不得不、也只能走向生命的尽头。宋惠莲以自己的死向卑污的“金瓶梅世界”

发出了悲愤的控诉!宋惠莲死了，性格从而得到了最后的完成，可以说，她的性格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复合体。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3）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宋惠莲复杂而矛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是自杀而死的，但她不是为来旺而死，更不是为西门庆而死，而是为自我而死!虽说她为西门庆的失信而感到失望，为来旺的受害而感到悲哀，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宋惠莲感到了自我生存的一种深深的绝望。她清醒地认识到在“金瓶梅世界”中本来就没有自我生存的余地；她感到在这个卑污的世界里自己了无寄托，从而感到一种对生存的由衷的厌倦；她看清了西门庆、潘金莲们的嘴脸，感到了孙雪娥、惠祥们的压力，她最后所考虑的仅是自我解脱。这里有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她的自杀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这里面也有忏悔，对自我的失误所做的忏悔。正是这一切，使她的自杀足以震动人心。宋惠莲形象有特具的悲剧意义。从悲剧生成原因来说，惠莲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从惠莲艺术形象的审美品格及读者鉴赏意向而言，惠莲的悲剧同时也是一种悲愤悲剧。作品通过对宋惠莲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展示，揭露了“金瓶梅世界”之卑污黑暗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是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的。正是这种表现与揭示，使《金瓶梅》强化了社会价值与意义。

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人性的沉沦的一份形象的材料。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污浊强化了惠莲性格中的弱点，使她一步步地走上沉沦，走向毁灭。惠莲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悲剧。惠莲在未曾步入社会之前是纯洁善良的，必然有对于生活的种种幻梦，有着以美貌自恃的虚荣。但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也许除了美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自恃的东西了。生活的遭际更增添了她人生的灰色：被卖、通奸、丧夫、改嫁。她的青春、美貌与充满心灵的渴望成为她唯一可凭的资本。她还要生存于这个世界以得到一丝享乐、一丝满足。她的性格已成为复杂的结合体：自卑而又虚荣，仁爱而又放荡，自私而又向善。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于她一身。也许淳厚而平凡的环境会使她平静而安适地度过一生。但她所处的世界，却又是那样污浊。在那个肉欲、物质欲泛滥的世界，人们皆以自我的满足作为行为杠杆。惠莲由于轻狂，处处显示自己，得罪了上下关键人物而成为众矢之的，这就加深了她生存的艰难。惠莲带着自己的悲愤，在无人理解的情况下，走向毁灭。她成为那个时代的可悲、可叹、可怜的祭品。惠莲的悲剧是一幕悲愤悲剧。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为卑琐的欲望所笼罩，游离于社会的崇高和正义之外。

她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她的个体目的性与社会进步群体目的性缺乏联系。但在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中毕竟存有善的因子，她为自己的情义和良知付出过代价，曾向恶势力的代表提出过抗议。人们在鉴赏惠莲的悲剧时能够引起悲愤、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会产生一种内省之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惠莲的悲剧称为悲愤悲剧。惠莲性格的轻浮淫荡、乏智浅薄、行为卑琐，使她与读者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从而冲淡了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又因为惠莲的确在“来旺案件”中表现得有良知、有情义，又敢于直斥西门庆，这样，惠莲的惨痛结局又能引起读者的悲戚。读者一方面惋惜惠莲自杀的结局，认为她即使有诸多行为上的过失与性格上的弱点，也不该遭到如此惨痛结局。另一方面，对扼杀惠莲的潘金莲、西门庆们产生愤恨之情。这就是我们称惠莲悲剧为悲愤悲剧的原因。惠莲在走向毁灭之途时，是“来旺案件”促使她清醒。她感到一种自我生存的屈辱、悲哀与绝望，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层女性自我生存地位与命运的认知上的觉悟。这是兰陵笑笑生现实主义创作功力所在，是他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发现，这对于理解那个时代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杨春忠合撰）

西门庆之死解读（1）

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小说人物，是商场上的强者、官场上的贪吏、情场上的豪杰。但是，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他三十三岁，适逢事业高峰青春少壮之年暴亡，死得突然。就西门庆之死，有多义性，因而有多种解说。其一，作者的寓意，想通过西门庆贪欲而亡，说明“女色杀人”，以慈悲哀怜之情怀，劝戒世人节制情欲。其二，读者评论家把西门庆作为文学形象看，虽死犹生，其名字可与日月同不朽，以至在现当代，西门庆之知名度，达到家喻户晓，成年人无人不知，甚至于还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物形象。其三，从经济史角度解读。西门庆的暴亡，是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写照。其四，明中后期的皇帝，多因纵欲而早亡。正德帝武宗朱厚照，年三十一岁，咯血而死。所以有学者认为西门庆形象影射明武宗。西门庆死后，热结的十兄弟们悼念西门大哥，请水秀才代写一篇祭文。祭文是一篇男根文化的戏谑之文，把西门庆当作了性的化身、性的符号，是“坚刚”的，在“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就是一个坚硬的大阴茎。西门庆死的同一时间，正妻吴月娘生下孝哥。好友应伯爵来吊丧，要拜见吴月娘，才知道“同日添了个娃儿”，感到“愕然”。崇祯本评语说：“愕然是主何意？读者且细推详。”

西门庆死了，其生命在延续，托生为孝哥。结局让孝哥被普静和尚幻化，孝哥是西门庆的化身。做了和尚，走向禁欲之路。这是中国古代性小说的一种模式。在《肉蒲团》中，未央生在情场有类似西门庆的经历，最后听从孤峰和尚的劝戒，自阉，出家当了和尚，也是走上禁欲之路。作者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是，对掌握了性科学知识的当代人，是没有说服力，产生不了畏惧心的。只要身体健康，精力允许，三十岁左右的男性，与妻子性伴侣做爱的频率，可以三两天一次，也可以每天一次，因每个人的性天赋不同，差异是会很大的。兰陵笑笑生是个古典性学大师，他非常懂得性有益健康、可益寿延年，而且可以益精补脑（阴茎是独特的神经热区，来自阴茎的信息量非常强大，暂时左右人的大脑，能增加大脑处理刺激的能力）、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七损八益、施而不泄。西门庆暴死在女人身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编的寓言故事，对擅长写实的作者来说，这故事却不具有写实性。西门庆形象可与日月同不朽，是清光绪年间赵文龙的解读。他在第七十九回评语中说：“《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

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作者借用《水浒传》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对《水浒传》有批判与发展。在《水浒传》中武松为主，西门庆、潘金莲为宾，是为衬托英雄武松除霸与守兄弟之伦理而存在。在实际生活中，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并不一定很容易除掉。为了表现武松的勇武正义，还是理想化地让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水浒传》没有着笔表现西门庆的性格，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成为百回长篇的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退居次要地位。《金瓶梅》不再是传奇英雄武松们的世界。而是来自明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追求情欲财色的西门庆、潘金莲们的世界。西门庆形象集富商、官吏、情场能手于一身，而主要身份是商人。作者把商人作为长篇的主角，又把其思想性格写得复杂多面，这是作者的开拓。西门庆形象出现在十六世纪，贾宝玉典型产生在十八世纪，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西门庆典型形象，是作者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伟大贡献。明清小说家有很强的史传意识，他们的小说观念与今天不同，他们写小说的宗旨目的，与今天也不同。

他们视小说为稗官野史，为国史之辅，以之翼圣，以之赞经，甚至可以医王活国，即用小说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一般性的宗旨则是劝善惩恶。兰陵笑笑生绝不是闲暇无事而著书，而是发愤著书，有为著书，藏大悲愤于心，“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因此，前人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作者必遭司马迁之厄而著书。今天的读者面对《金瓶梅》也在发问：作者在当时有奇耻大辱？还是受到致命的迫害？还是血淋淋的现实触动了他？探寻作者的遭际、了解作者著书的直接政治目的，这可能是我们揭示奥秘，接受西门庆形象的一把钥匙。西门庆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试看明代人的感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为什么欣欣子在序文开头已指明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在结尾再次说明此点，唯恐读者不解其中味，不理解作者著书之目的。为什么在再次点明作者著书有特指的目的之时，提出“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显然，暗示作者经凶祸、蒙耻辱的经历。

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鉅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此话除说明书作于嘉靖（明世宗）时外，又说明作者直斥时事，有针对性的具体创作目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在以下的跋文中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称赞小说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谢肇淛不会把《金瓶梅》看做金吾戚里门客的实录，但“托之西门庆”，即是说西门庆典型有生活原型为依据。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作者沉冤，与欣欣子所云“经凶祸”、“蒙耻辱”是相一致的。以上四位明代文人提供了我们研究《金瓶梅》小说创作素材、作者生活经历遭际、西门庆形象的原型的重要线索。已故学者王萤撰文提出，作者为嘉靖年间主战派功臣夏言、曾铣被杀而鸣冤。作者兰陵笑笑生出于伟大的同情心、正义文龙批评《金瓶梅》手迹感，将曾铣被杀之冤写入《金瓶梅》，书中蔡京、蔡攸父子暗指严嵩、严世蕃父子。论者自称，循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金瓶梅》中的许多奥秘。

当然，在未弄清楚西门庆生活原型之时，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现代文艺理论对西门庆典型进行艺术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取材于嘉靖朝现实生活的小说，在考察清楚人物典型的生活原型，作者的生活经历遭际之后，再进行艺术分析，则不会有雾中看花、水中观月之感。这是研究的难题。《金瓶梅》是写西门庆的家史，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立足于一家，写及朝廷写及社会。西门庆一生以生子加官为分界，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城镇小商小市民，没有文化教养，没有读过书，出身小商家庭。有了钱财，买通官府，拜当朝太师蔡京为干爹，得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从此之后，与朝廷大臣，巡按知府各方面官员交往甚密，而且变得文雅起来。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西门庆为了和蔡御史拉关系，早一个月支取三万盐引，叫董娇儿、韩金钏两个妓女服侍蔡老爹。唱毕，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设下酒席完备。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手下管待酒饭，与了二两赏钱，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与西门庆作辞，谢了又谢。西门庆又道：“学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处，学生这里书去，千万留神一二，足仞不浅。”蔡御史道：“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说毕，二人同上马，左右跟随。这时的西门庆，已不同于在王婆茶局里定十件挨光计的浮浪子弟西门庆，而是结交达官、周旋于勋戚大臣之间，特别在情欲上，有一妻五妾，肆意淫人妻子，梳笼妓女李桂姐，霸占郑爱月。有人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西门庆活动的社会背景，也不是一个小城所能容纳的。西门庆形象有封建统治者即当时帝王的影子。或可能作者在这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寓意。

西门庆之死解读（2）

有人说作者也是一个西门庆。赵文龙在《第一奇书》五十一回评中说：“独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经过，言之断不能亲切如此。若谓想当然耳，恐终日沉思，亦思不到如此细腻也。是作者亦西门庆也，阅而以为然者，亦西门庆也。”这是说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进行塑造人物的。在赵文龙之前，张竹坡就曾指出：“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金瓶梅读法五十九》）这是就塑造西门庆等人物形象的生活基础而说的。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我们接受理解西门庆这一典型是有启发的。但是，有学者提出笑笑生即西门庆，认为“《金瓶梅》是记载了笑笑生大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出生在临清的笑笑生曾在北京做官”（池本义男《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作者对西门庆是持批判揭露的态度，对西门庆的罪恶行为，作者是极为愤慨的。西门庆不可能是作者的自传。只能说西门庆形象包含有作者的阅历，有作者的寄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在不考虑西门庆形象塑造的直接政治目的，不考虑作者的寄托的情况下，以现代文艺理论为参照系，对西门庆艺术典型进行分析研究，学者们的见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新兴商人悲剧”

说，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悲剧典型。西门庆的商业活动中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甚至说西门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封建商人说”与上述观点相对立，认为西门庆是封建商人，他的商业是封建专制主义保护下的商业，不具备新兴资产阶级商业的性质。《金瓶梅》虽然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却并没有表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论者认为《金瓶梅》主要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的活动和他们的历史命运；表现封建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风尚与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表现这些变化对以土地权力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社会风气的动摇（罗德荣《论西门庆》）。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西门庆形象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西门庆的商业经营模式上，更多的带有封建商业经济特点，但其部分商业利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曹炳建《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有学者从西门庆这一商人的属性，明代民间商业资本的性质与恶劣环境来分析西门庆之死，是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西门庆的纵欲到最后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

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朽，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李双华《西门庆：专制体制下商业资本的缩影》）。明代中晚期，虽然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不可能成长为大树，也就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从经济史的角度解读西门庆形象，可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认识明中后期的社会特点与经济生活状况。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具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西门庆到底是新兴商人还是封建商人？这是关系到《金瓶梅》思想性质，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认真研读文学巨著《金瓶梅》。他特别注意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