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重庆谈判尽量少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临时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这个卜锐新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纠缠，探得情报后直接交陈训或陶希圣，再由他们转交陈立夫。 尽管陈立夫对共产党深怀敌意，毛泽东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访陈果夫与陈立夫。对此，中共代表团一些人员感到十分意外，认为像陈立夫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一起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未归，毛泽东等人只好扫兴而归。

9月18日，毛泽东前往拜访陈果夫，陈果夫万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拜访他这位反共人物，他委实没有思想准备，深怕慌乱中出了岔子，再加一副病容，实在难以会客，便以久病床褥，体败身衰为由，闭门谢客，毛泽东再次扫兴而归。 9月20日，毛泽东与王炳南一起，再顾陈公馆，第二次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已经知道毛泽东前次来过，所以心中已有了思想准备，他也想和毛泽东谈谈，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双方寒暄坐定后，毛泽东充满情谊地回忆起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两党携手奋战的动人情景，想以此勾起陈立夫对往日的怀念，打消其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但陈立夫并不想回忆过去，他一开口，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即放弃马列主义，他说，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他边笑边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的三民主义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的错误政策。说到这里，毛泽东收住笑容，严肃地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几句话，说得陈立夫满面通红，毛泽东看到陈立夫很难堪，便又笑了起来，诙谐地说：“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从另一个方面提出问题，说：“一国之中，不能有多种政权，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党的武力政权。”毛泽东对此即予反驳，他说，所谓的武力政权是你们逼出来的，“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巧妙地加以批评。同时，毛泽东还向陈立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时局的主张，希望国民党人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误国害民。 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诚恳的态度，陈立夫一时窘迫无词，竟手忙脚乱起来，他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讲的是事实，说的有道理，并表示对这次国共合谈“尽心效力”，使合谈成功。

毛泽东的来访，给陈立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共产党人的胸怀、度量、才华都令他深为佩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他也认为不无道理，但他却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也不能转变反共的立场，他自恃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美国人的支持，而共产党枪少、人少，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却是怎么也不能与国民党抗衡的。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顽固，顽固得有点不近人情。当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出，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国民党所提条件不要太苛刻了，这样容易丧失民心时，他立刻沉下脸来，横蛮地说：“我们有多少人？共产党有多少人？我们占好宽的地盘，共产党占好多地盘?政治斗争靠实力，不要只看共产党吹得凶。”陈立夫无视人民，无视民心所向，他不能正面历史，也不能遵循历史的规律，所以他在临近失败的时候，却以为失败的是对方，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使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不能分清是非。抗战胜利后，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汪精卫已经死了，周佛海与陈公博便成为最大的汉奸，当时这两人已被国民党有关部门关押起来，全国人民都一致要求尽快将陈、周两大汉奸处决。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了使周免于一死，专程找到陈立夫，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陈立夫念周佛海反共有功，竟然为周出具一张证明，要杨淑慧拿着这张证明去找蒋介石，证明上写着：“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胜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一死……”后来，杨淑慧将此证明托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果然以国府主席名义，下令把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可见，陈立夫的证明是起了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