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入学考试以前是各校单独命题，陈立夫认为这种考试办法增加了应考学生的困难，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困难，学生为参加各大学的考试，到处奔波，十分不易。而且，这种考试使各校录取新生的成绩相差悬殊。为了整齐学生的入学水准，解除学生应考奔波的困难，陈立夫决定，从1938年度起实行在后方19省市分区实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教育部成立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具体执行。在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及阅卷、录取等工作。 大学毕业考试以前只考最后一年所学课程，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决定在毕业考试时，实行4年内学生所学3种主要课目的总考，他认为：“此种办法可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总复习，而不致支离破碎，比欧美各国的办法均胜一筹。”对平时考试，陈立夫提出在学生中举行“学业竞赛”考试，由学生自由参加，成绩最优者及次优者均得奖励，并在学校公布。 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

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