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蒋介石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为了急于摆脱困境，他指示陈立夫加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步伐。这时，中国共产党方面通过吕振羽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即划定防区让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与释放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答复。陈立夫由于得了蒋介石的指令，他的积极性比以前明显提高。对中共提出的两个问题，他略加考虑后即表示：释放政治犯可以办到，只要中共开出名单来，就可照办；划定防区则暂时可以不必，但南方红军可以分散北上。为了进一步加深双方了解，陈立夫准备派曾养甫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他还发出邀请，要周恩来到南京，当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对抗日的“最后关头”有了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蒋委员长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

并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要求，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都给陈立夫以很大的鼓舞，他希望尽快解决两党合作的问题，一则于国家于抗日有好处，二则国共两党合作后，肯定会有一番新的局面，他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于是，陈立夫通知曾养甫尽快作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命赴延安谈判。 7月底，陈济棠反蒋失败，宣布下野，离粤赴欧，蒋介石派员主持广东，粤事解决，使两广事变形势发生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蒋介石趁机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使他们难于支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得意起来，而对国共接触的步伐又放慢下来，再加具体经办的曾养甫被任命为广州市长，陈立夫只好另选他人，并推迟了去延安的日程。去延安的人选虽然换了，但陈立夫并没有停止曾养甫打通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为了防止关系中断，他甚至允许吕振羽随曾养甫去广州，以便随时联系。同时，陈立夫还再次发出邀请，希望中共方面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对此，中共方面仍然积极响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给曾养甫的信中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并提出具体方法为：“尚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策划。”周恩来的回信使陈立夫十分高兴，虽然不能预料这次谈判会在什么时候举行，但他与中共的关系毕竟打通了，国共两党之间有了接触，也有了对话，这是两党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一面酝酿派人到延安去谈判，一方面也作好准备，迎接中共高级代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