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立夫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陈立夫到过莫斯科，并与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如美国学者约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由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陈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后，取道莫斯科回国，虽然陈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斯大林既不愿见他，亦不愿向其他中国外交官表达他对中苏关系的意见，苏联领导人的确对中国使苏日陷入麻烦的计划有疑虑。斯大林与蒋均希望利用中苏关系改善本国与日本的关系。……陈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苏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双方曾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草案，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陈李会谈的档案迄今没有公开，但他们可能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陈立夫没有到过莫斯科，当然也不会与苏联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第一，在国民党的官方材料中，没有提到过陈立夫到过莫斯科，也没有陈李会谈的纪要。

台湾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这样记载的：“12月24日，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史达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前往，与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 这条材料说明陈立夫在欧洲停留，没有到莫斯科，当然，莫斯科也属欧洲范围，但如果陈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志”应该会清楚注明的。 第二，陈立夫在美国时，曾与人谈到过他这次中途而返的赴苏之行，没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这篇文章也回忆到他与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企图就对日军事同盟的设想与苏联政府商谈”，说是中途返国，没有说到过莫斯科。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明确说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蒋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国内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及港台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谈到陈立夫赴苏谈判时，都一致认为是中途回国，没有成功。 第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写的《冒险犯难记》一文也没有谈到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

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也负有与苏联政府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的使命，如果陈立夫去了莫斯科，那么一切情况他是最清楚的，《冒险犯难记》正是记述他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中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形，不会对陈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