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学生果然也不负陈果夫所望，他们到各地后，为充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为各地的“清党”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蒋介石也更加信任陈果夫，更加重视中央党务学校，从各方面给予中央党务学校更多的支持。 1929年6月，蒋介石以为天下大定，为适应他国家政治进入训政时期的需要，他要求陈果夫的党务学校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蒋介石旨意一下，陈果夫立即行动起来，他再三考虑后，提议中央党务学校为名正言顺，应该更名，这一提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将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任务为培养党务人才和训政人才。为了表示对政治学校的重视，蒋介石继续担任学校校长，并任命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还增设了校务委员会，陈果夫为校务委员之一，后来干脆取代丁惟汾担任了教育长，实际上，中央政治学校仍然是陈果夫统治的独立王国。 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其弟陈立夫也拉入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二陈联手办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

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对中央政治学校大权在握，在国民党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气扬，可在蒋介石面前却不敢功高震主，他们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驯贤良，而且时时都在揣摩蒋介石的心态，以便确定自己的行动来讨蒋介石的欢心。他们深知蒋介石办中央政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蒋氏势力和反共人才，因此，他们一切惟蒋介石命令是从，而且经常把蒋介石请到学校来，对学生发表演讲，给予指示。蒋介石则从不推辞，每逢学校重大集会如校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时刻，他都必来学校，或者对学生训话，或者对教职工指示，每次总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蒋介石强调：“政治的现状不好，力量不够，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为造成党的政治人才而设。”他要求中央政治学校“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像黄埔一样的学校，训练出一批干部人才……”一般人听了味同嚼蜡，而二陈却奉为圣旨，并严格加以执行。 二陈除了请蒋介石来校作指示外，他们还经常去晋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中央政校的工作，请求指示，蒋介石也多次向二陈面谕，或者写信给二陈，指示政校工作。

1932年，蒋介石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写信，规定“中央军校与中央政校，为本党教育干部之基本工作，课程虽有不同，而精神则无二致”，因此，他要求“……二校切实联络，打成一片，而二校间之学生精神与情感，更须团结无间，是二校教职员之责任，尤为重大”。 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还是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示也好，二陈兄弟都惟命是从，坚决照办。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从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俨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 在二陈的直接干预下，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所没有或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等，科系中还设置行政系、外交系等。学校对师生的管理十分严格，采取层层控制的办法。

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等，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即集中于陈果夫一人之手。 正是在这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地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理，一切言论行动都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略有微辞，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之学校，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情，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效，只好怏怏而退。 另外，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校方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既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