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识字忧患始，虽然忧患不是好事，但人们还是要认字、要学文化。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是前清秀才，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虽然此时，陈其业已厌恶走读书仕进的道路，但他毕竟是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方面，他对清王朝的黑暗、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分痛恨与不满；但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封建文化却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他始终认为孔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半部论语并不可能治天下，但仍然是人们做人处事的指南针。陈其业也没企想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治国平天下，但他觉得齐家还是需要的，陈家一定要后继有人，因此字还是要识，孔孟的书也还是要读，他要陈果夫、陈立夫都好好念书，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深刻的微言大意。 二陈兄弟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陈果夫说他最初识字是父亲教的，他回忆道：“父亲教识字的时候并不很凶，不过我不识得字的时候，见了父亲，非常害怕，因为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最响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连其他已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教字也没有什么计划，每天规定认八个到十个字，这些字都是父亲随意写的，要求会认会写。

小时候的陈果夫似乎并不聪明，有时一天不能将所学字全部认会，有时甚至一个字认一天也认不会。一次，父亲教陈果夫认一个“沓”字，陈果夫认了好几天，还是不会，他父亲特别恼火，一气之下，将他鞋子脱去，赤脚挂在方凳上，反锁在房里。陈果夫吓得直哭，但不能获得父亲的谅解，到了傍晚，母亲做完事，打开房门，才将哭得声嘶泪尽的果夫领出来。 对父亲的这种行为，母亲十分生气，她责怪道：“你这种教育不适当，你的声音愈响，他就愈怕，愈怕就愈不认识了。”父亲嘴上不说，内心也颇有些后悔，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采取这种关禁闭的办法进行惩罚了。陈果夫并不怨恨他父亲，他认为责任全在自己，是因为自己太蠢了，几天连一个字也认不会，才被罚的，所以罚之有理。 认字逐渐多了以后，陈果夫便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这一类书大都是由他大姑母教的，大姑母很喜欢陈果夫，也极愿教他读这一类书，“大姑母教这种有韵的书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有时候自己也要摇摇摆摆读几首唐诗，唱几支小调来解气闷的”。因此，大姑母只要有时间，便要拉着陈果夫，有板有腔地教他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东西。

对读这些东西，陈果夫觉得比认字有趣，一句一顿，朗朗上口，而且又有韵味，慢慢就会背了。当然，陈果夫并不完全理解，只粗略知道“赵钱孙李”是姓氏，而“人之初……”只能模模糊糊晓得一点，至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则根本不知其意。只是认为，既然大人要读、要背，一定会有用处的，于是陈果夫也就跟着大姑母摇头晃脑地读这些玩意，用尽心机地背这些玩意，并在这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中度着烂漫的童年时光。 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上学念书，湖州儿童上学启蒙，俗称“开荒”，陈果夫是八岁才“开荒”的，“开荒”老师是个叫沈若臣的老先生。 “开荒”的那一天，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据陈果夫回忆：“外婆家办好了三牲、糕点、水果、香烛之类，预备我拜文昌；又买了许多书籍文具，用红纸包着送给我，同时，又有一套小小的礼服，命我穿着拜文昌，拜先生。我父亲和先生也穿了礼服。我拜了先生之后，先生命我坐在旁边，教我上第一课书。当时所用的课本是《书经》。我读《书经》中的‘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民于变时雍。

……’那几句，读熟了，然后我父亲恭恭敬敬地请先生吃酒席。接着亲族中，有送书籍文具的，亦有向我父亲母亲道喜的，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父亲还领着我去谢先生。”“开荒”后，陈果夫即正式入塾读书，第一个老师是西边隔壁的叔祖陈锡百先生，陈果夫管他叫五公公，这位五公公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教了八九个学生以度残年，因此，对学生并不严加管教。开始，他教陈果夫唐诗，只是辨一下平上去入，并不讲解诗意，便要学生去死记硬背，当老师的应付了事，做学生的也落得轻松。后来，陈老先生要学生读《史鉴节要》、《天文歌诀》、《地理歌诀》等书，也不讲解文章大意，只是一味要学生背会。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先生在藤椅上昏昏欲睡，学生见有机可乘，便哄骗老师，刚开始背时，便高声报告：“先生，我背书了。”先生睡眼不开，地答应一声：“嗯”，学生便呜里哇啦胡乱地背上几句，再高声报告：“先生，背完了！”先生又是一声“嗯”，马虎地点点头，然后放学生回家。 如此稀里糊涂混了两年，陈果夫毫无所得，他父亲便将其转入东边族叔陈元章新办的私塾继续读书。

这位元章先生比五公公年轻得多，教学态度也比较认真，教学方法也比较得当，这样，陈果夫在元章先生的教育下，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一部分。但好景不长，半年后，元章先生便不务正业了，他嗜好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异，春天画画，夏天养鸟，秋天抓蟋蟀，冬天抹纸牌，最后，索性抽起鸦片来，甚至与人合伙开烟馆，对教学生读书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天教书不上半天，就开溜了，有时连夜学也不回来放，让学生等到天黑自己回家。陈果夫后来回忆道：每逢天黑了，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这些没有大姐、娘姨来陪的人，最是上当，只有天越黑，读书声越响。希望师母从里面出来发慈悲。有一天，暮色苍苍，黑得连书上黑白都一点分辨不出来，我读书的声音也喊哑了，可是先生终不回来。 师母在里面叉麻雀又忘记了发善心，一直等到大家在黑暗中哭，哭得非常悲哀，二公公从外面回来听得了，才放了我们。 陈果夫的父母亲认为这种私塾实在是误人子弟，再读下去没有任何益处，便再次决定改送其他私塾。在陈果夫12岁时，进了他的“开荒”老师沈若臣先生的私塾。沈先生是一个正正规规的教书先生，在教学方面确实比前两位先生要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