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表明，他们曾试行的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将要试行一种和平的处世艺术。日本各家报纸的社论都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得到尊重。”日本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农村的普通民众都同样在进行着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国民。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异质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的对日管理，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向的能力，而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我们的手段强加给日本，从我们的文化上来看也许是能够接受的。根据西方的伦理信念，侮辱和刑罚是使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种自我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　　但日本人对此肯定看法不同。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总体战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视为屈辱而憎恶。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是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和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这种信条，但事实上，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实在是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制——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经战胜过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而且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日本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被解除武器，依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流传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

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个生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

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

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扬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顽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极其希望从阁下手中得到这匹马，却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他许诺，如果那样，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加意爱护它。

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专程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马厩。据描述，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将军死后，马厩成为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日本人自上次俄国投降后性格已完全改变，比如，他们在菲律宾的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是必然结论。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美军虽然投降了，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们对排日的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作出这种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反之是另一面。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

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此前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的独特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消除积怨。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仅属于接受战败的“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很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