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克罗夫特返回美国后不久，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趋势，就在此时，东欧局势发生巨变。 先是罗马尼亚政局动荡，一夜突变，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被推翻，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于当年12月25日被枪杀。 东欧一变，国际格局也随之而变。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世界的整个形势，突然变得又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了。 刚刚缓解的中美关系退回到“一揽子解决方案”提出之前的状态了。一揽子方案被放在一边，不再提及。 对此，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在《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做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齐奥塞斯库倒台，导致了中国在中美关系改善方面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没有向后转，而是美国在看到东欧巨变后，大概不知中国能否抗得住此番风浪，因此采取了向后转的态度。 1990年4月，中方曾提出派特使秘密访问美国，一方面通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的情况，一方面就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美方则以目前美国国内气氛不适合来访为由，加以婉拒。不久，美方提出，两国官员可以在第三国会面，并听取通报情况。中方认为，特使访美通报情况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在第三国进行，因此，没有接受美方的提议。

特使访美一事，由于美方的消极态度而不了了之。 对于美方的短视行为，小平同志于5月14日托来华访问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转告布什总统，提醒他不要因东欧事情过分兴奋，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否则，双方很难不发生摩擦，甚至导致冲突。这对两国都不利。 当时，美苏关系经历了从雅尔塔到马耳他的重大变化，对抗因素正在弱化，合作因素正在增长。同时，东欧巨变，加上苏联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不再需要与中国合作了，开始鼓吹“遏制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美方对小平同志的这番忠告置若罔闻。中美关系重新陷入了僵持阶段。 正在此时，也就是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 海湾危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切身利益。海湾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三分之二，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的“生命线”。美国知道，如果不及时制止伊拉克的扩张，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利益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处理这一地区危机时，美国马上意识到，它非但不是不需要与中国打交道，而是更需要同中国合作了。

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必须得到中国的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冲突上肩负着重要使命。应付世界上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需要中美两国的协商。两国关系长期陷入僵局不仅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不得不重新估价中美关系，并又开始试探改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由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8月3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向中方转交了布什总统致小平同志的信。布什在信中表示，美国不会缩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战略性的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就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表示赞赏。 那一年的11月，我计划访问伊拉克。美国国务卿贝克听说后，就表示他那时正好也在中东地区访问，希望双方能在途经开罗时，与我在开罗会面，交换对伊拉克问题的意见。 11月6日下午，我在开罗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与贝克会见。 贝克国务卿表示，希望中国不要阻拦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决议。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他承诺美方将寻求机会取消对华制裁，美国也不反对晚些时候世界银行向中国“星火计划”

项目贷款1.1亿美元的计划。 我对他说，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的行动已经显得缓慢了，中国与日本、欧共体的合作，都已有了进展。至于海湾危机问题，中方并未将其与中美关系挂钩，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中国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随着海湾局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决心对伊拉克动武。为此，能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成为美国外交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如何投票，又成为美国能否合法出兵海湾的关键。 贝克国务卿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这次也不例外。从开罗机场会晤到后来11月28日深夜在纽约会见，又一直到11月29日安理会投票，他总是把与布什总统会见作为“做交易”的筹码。 此事后来的发展，在本书“飞往巴格达”一章里详有记叙，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