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翼翼地把我放回床上，母亲他们很快围了过来。他们拍拍我的脸，摸摸我的头，揉揉我的膝盖。

我的祖父开始唤我为祖宗，他说：小祖宗哎，我的小祖宗哎，你哭一声让我们听听。他这么说着，还用粗糙的手把我的小鸡掏出来，翻开包皮看了看。 在他们慌着喊我祖宗的时候，我虽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的脑子却很清醒。我又想起了付连战的菜地，我的眼前出现了那只冬瓜。那只冬瓜又变成了许多只冬瓜，长在每家的房后。我不但往那里面撒尿，而且还往里面拉屎。那么多冬瓜，我是尿不过来的，不过，尿一点是一点，拉一点是一点，尽力而为吧。我这么想着，突然有点快感。伴随着快感而来的，是一阵温暖。你肯定嗅出来了，这世上又多了一滩东西。它出现在我的屁股和凉席之间，有稀的也有稠的，快乐、温暖以及愤怒，都由此而来。

鬼子进村怎么会揍他？ (1)

济水桥前面提到，知青们是来枋口修桥的。在知青进村的前一天，付连战给我们训话的时候，还顺便提到了这一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它将人们的需求说成了知青们的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们需要一架桥，碰巧知青们来了，那就让他们修桥吧。不让他们修桥，那让他们干什么呢？在一九七五年，知青的各种传说似乎已成定论：“什么都不会干”、“打架闹事的好手”、“偷鸡摸狗”、“剪猪尾巴”、“敢在路上搂着亲嘴”、“睡了人家的闺女，拍拍屁股走了”，等等。枋口虽然还未住进知青，但枋口人对这些传说没有理由不相信。传说中的知青，就像一批土匪和妖精，谁敢要啊。但是，公社分下来的知青，你不要也得要。公社把枋口的支书叫去，说，济水河上不是需要一道桥吗，以前懒得修，也没人愿修，就让知青们修桥吧，总得给他们找点事干吧。 公社方面说，枋口的知青可以和对岸尚庄的知青联合起来修桥，有事干，他们就不会无事生非了。再说，济水上也确实需要一座桥，有了桥，过河就不用担心船翻人亡了。公社方面也向枋口人暗示：桥修成，那些知青也就快滚蛋了，不要担心他们会长期落户。先在济水上游筑坝，让济水暂时改道，然后在河床上挖洞，用来安放桥墩。

工程进行得很顺利。大人们都说，原来以为建个桥比上天还难，谁知道这么一步步干下来，看上去也挺容易的。言外之意，应该找个难干的活儿交给他们干。有人说我们要会画图纸的话，这活我们干得说不定比他们还好。这么一来，人们突然对设计图纸感了兴趣。那些天，“图纸”这个生僻的词经常挂在人们嘴上。我们不知道大人们说的图纸是什么东西，我以为知青们养了一群兔子。同学们大概也都是这么想的。乔红军有一天对我说，他也有兔子，是刚从一个地方逮来的。他没说清楚“一人地方”究竟是哪一个地方。红军就是这种人，好多事情，他都是既想让别人知道，又怕让别人知道。知青们来了之后，大人禁止我们跟他们接触。因此，我们也无缘看见知青的“兔子”。但红军似乎是个例外。红军呆在家里就可以接触到知青，知青们常到他家去。红军吃的饼干显然来自于知青，他有时候正上课突然就吃起饼干来，而且故意让嘴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么说来，知青给他送两只兔子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一次上作文课，乔老师带我们去了河边，他说看看河之后，每人回来写一篇作文。我们对作文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兔子。我当时想，作文就写河滩上的兔子窝，除此之外，真的没什么可写。

一个知青听说我们要看兔子，一下子愣了，他以为我们受大人唆使来考他们。大人们倒真是常出题考他们，让他们说说什么叫韭菜，什么叫麦苗，问他们骡子是什么东西下的。他们显然被搞怕了。这一次，这个知青听我们说起兔子什么的，愣了一会儿，就说：我没见过兔子，真的，我还没见过兔子。他的回答让我们很不满意。过了许久，他和乔老师在旁边说了一阵，才笑着说：你们是来看图纸的吧？图纸丢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们画出来。说着，他就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了起来。他画的东西，模样有点像桥，他说这就是图纸，桥修成了，大概就是这副样子。不过，说起来，那天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兔子，可我们却有机会看到了类似于兔子奔跑的场面。那天下午，就在我们非常失望地往回走的时候，一阵惊叫声突然响了起来。我们看到河床上的知青像兔子那样到处乱蹿。他们的大惊小叫以及撒腿乱跑的模样，使我们非常开心。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水漫过了上游不远处的河坝，向下游流了那么一点点。他们显然是被想象中的大河决堤的情形吓跑的。他们丢掉手中的工具，猛跑了一阵，后来发现水并没有从屁股后面追来，才放慢了脚步。但他们还是上了岸，不再下河。

他们站在岸上，任由我们无声地嘲笑。我们终于逮住机会嘲笑他们了。在此之前，我们总觉得他们这些知青都胆大包天，敢于胡作非为，很让人羡慕，现在看来，他们的胆儿并不大，竟然怕水，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一条狗。他们也开始互相嘲笑，并且查找谁最先跑。 后来，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最白的那个女知青。他们这会儿不再嘲笑她，而是纷纷用开玩笑的口气挑逗她。说她的命比别人值钱，因为她长得漂亮。有人说，看见她在前面跑，他也赶紧跑，因为他想跟她死到一块儿。说后面这句话的人，是个细皮嫩肉的知青，外号叫普希金，据说他会写诗，能把普希金的《渔父和金鱼》背下来。他好像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普希金的诗，这会儿，他说，他要是跟她死到一块儿，两个人肯定会变成两条金鱼。两条金鱼，一公一母，有人在旁边说一句，引得知青们哈哈大笑起来。白知青急了，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她说她并不是最先跑，最先跑的是个叫丁奎的家伙。她说丁奎跑了之后，她才跟着跑。那不还是一公一母两条金鱼？有人插了一句。大概就是这句话把她搞哭了。公鱼跟着母鱼跑，那是母鱼的光荣；母鱼跟着公鱼跑，母鱼就显得掉价了。这可不是小事。她现在还在极力证明她是跟着丁奎跑的，这不是显得太傻了吗？

所以，她哭了两声之后，就说：是丁奎跟着我跑的。她这句话就等于她公开承认自己是条母鱼，这当然让人们开心之极。问题是母鱼后面的两条公鱼现在只有一条在岸上，另一条姓丁的公鱼一直没有露面。我们班上的李万龙最早看到丁金鱼。李万龙的两只眼睛都是斜视，他总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其实很早就看到了丁金鱼，可他不想把这告诉别人，理由是，他不想处处证明自己是条斜眼龙。他把乔老师拉到一边，悄悄地指指河道拐弯的地方，让他自己去看那里躺着一个人。乔老师看到那人之后，就激动了起来，对大家说：快看，那里好像趴着一个死人。他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话，这句话使得李万龙的一番苦心都白费了：别看李万龙的眼有点不对头，他眼尖着呢。人们顾不上笑，赶紧跑了下去。 河里的水很浅，大概刚及腿肚。但是，就是这么浅的水，把高高的丁奎给淹死了。他的脸朝下，脸要是朝上的话，说不定还喝不到水呢。一开始，人们还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把他翻过来，发现他的脸已经变成腊黄色了，这才知道他这样做，可不是故意的。知青们一个个不苟言笑，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了岸上。在河边放牛的乔福顺（他原来也是我们的同学，因为考试常吃鸭蛋，就回家放牛了），牵过来一头老黄牛。

他很内行地让知青们把丁金鱼放到牛背上，说驮一驮，吐吐水，就可以活过来。他这种说法得到了乔老师的肯定，乔老师说以前确实有人驮一驮就活过来了。知青们对此将信将疑，他们显然更相信人工呼吸。最早提出这个方法的，就是白知青，她这么一说，他们就把他从牛背上搬了下来。可是，虽然“人工呼吸”这个词不断被他们提及，却并没有人行动。到后来，他们还是把他放到了牛背上。牛驮着丁奎在沙滩上走，确实有水从丁奎嘴里吐了出来，这仿佛让人看到了希望。不过，这时候，更多的人已经在探究丁奎之死的原因。当然，他是淹死的，可那刚淹住脚面的水怎么能把一个壮小伙子淹死呢？有人提出他可能是昏倒在地被水呛死了，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腿抽筋，在地上爬不起来，被水灌死了。说法很多，但都无法得到证实，只能寄希望丁奎复活，把答案告诉大家。又有人说，丁奎即便活过来，也可能不知道答案，因为有些神秘因素，不可能被人了解。说这句话的，是那个喜爱普希金的诗人。但他并没有说明，神秘因素具体指的是什么。神秘的倒是他说话时的表情，他说这话的时候，不但面部表情显得很神秘，而且，语速慢悠悠的，语气也显得不可捉摸。他这么一说，争论就到此结束。

鬼子进村怎么会揍他？ (2)

争论一结束，当事人丁奎在牛背上又趴了一会儿，就下来了。我现在还记得丁奎从牛背上下来的情景。当时，我和牵牛的乔福顺并排走着。乔福顺给我说着不上学的妙处。他鼓励我也退学。放牛最好玩了，他说，公牛和母牛在一起太有意思了。他说牛再干那事的时候，他一定想着我，让我也来瞧瞧。在这种时候他给我说这些，使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生怕跟在后面的知青听到，不停地回头看他们。我甚至害怕丁奎听到，因为他离我们很近。到后来，我干脆倒退着走，和乔福顺面对面，这样，他讲什么我都能听见，同时，我还能看见后面发生的事情。牛的两边，各有一位知青，都把手放在丁奎身上。后来，丁奎在牛背上动弹了几下，一股水又吐了出来。站在丁奎头部的那个知青，喊了一声：丁奎又动了，还吐水了。他的话音没落，丁奎就头朝下从上面滑了下来。他本能地在下面接应了一下，使丁奎没有立即摔下来，而是慢慢滑到了地上。人们都看到了丁奎的那双眼，那双眼像鱼眼那样睁着，瞳仁固定在眼眶的正中。这会儿，他显然已经死透了。顺便说一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丁奎对枋口语言学的贡献。“丁奎”这个名字，后来在枋口成了一个专用名词，用来指那些客死于枋口的人。

二十多年之后，这个名词仍然经常被人用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客死于枋口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有时候，它也充当形容词，用来说明某种垂死状态。其句式通常是这样的：张三已经很丁奎了，李四还在丁奎着呢，王麻子好像也丁奎了。如果给丁奎（真正的丁奎，而非语言学上的丁奎）盖棺定论的话，他的贡献好像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方面。这个因修桥而死的人，死亡本身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枋口人和知青们的联系突然密切了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形成了。 他的死，也促使我写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动机。不消说，我要写到那个被人称为“母金鱼”的白知青了。丁奎死了之后，哭得最凶的就是她。她的哭，引发了别的知青的哭。别的人哭一阵也就算了，可她还是照样哭。用知青们的话来说，就是她都快哭死了。人们当然不能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死在哭上面，因为那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说，枋口人跟知青一样着急，生怕她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掉。总得找人去劝劝她，想个办法让她把眼泪擦干，继续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可是谁能承担起这份工作呢？愿意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很多。

起初是村里的妇女，主要是大妈和大嫂，她们都是自愿去的，去的时候，手巾里包着两三个鸡蛋。一到大庙的女知青的屋里，就盘腿坐到了床上。她们说的话，专业性很强，都是劝丧的专用语码，村里的男人都很难听懂，何论知青。另外，一些词的感情色彩不容易被人掌握。比如她们经常提到“死鬼”这个词，并说那丁奎就是死鬼。外人听来这很像是骂人话，可是枋口妇女用这个词是来表明她们和死者家属的亲近之情，意思是说，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我和你）把那死鬼给忘掉，继续走我们的路。她们的一套语码让白知青感到莫名其妙，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加倍痛哭也在情理之中，想一想没有人能和自己沟通，她们还要来这里骂人，她哭的理由就成倍增长了。我的母亲也去过一次，也是带着鸡蛋去的，而且还是挑最大的鸡蛋带去的。 母亲回来之后，复述了她们七嘴八舌说的一大堆安慰话。除了骂死鬼之外，她们还劝她保重身体，节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该嫁人还是要嫁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千万不要犯糊涂。她们的话，翻译过来，大致如此。诸如此类的话，她们说了许多遍。

坐在白知青身边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她的肚子上摸了一把，这使得谈话慢慢变得意味深长，也渐渐趋向一个想象中的真实：她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连续跳跃的判断推理：别人不哭，她哭，说明她和死鬼的关系不一般。男女的关系不一般，当然会有孩子。她肚子里没有孩子那才叫怪事呢。类似的判断推理可以翻出许多花样。某种真实似乎越来越明确了。随着白知青房间里的鸡蛋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妇女都掌握了推理判断的知识。村里的一对迟迟未育的中年夫妇，已经做好准备，要下白知青生下的小宝宝。他们不怕别人笑话那个小宝宝。他们相信，那时候人们会忘记宝宝的私生子身分，留下的事实只有一个：他们有了个孩子，孩子聪明可爱，因为私生子都聪明可爱。得知白知青肚里有种的消息之后，村里的不少男人，尤其是那些光棍们，都自告奋勇，愿意上去开展工作。但村支书往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不允许他们胡来。村支书担心大家怀疑他想单独揽下这份差事，就说：他也不去，他推荐别人去。他推荐的人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乔凡新。 乔教师没有推让，他说，既然大家相信他，他就尽力而为，把说服工作做好。

他还说，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和知青同志们多接触一下，向他们学点知识，服务于今后的教学。乔凡新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继续写作文。关于作文，他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字迹要工整，篇幅要长；二是什么都可以写，但是不能写那天下午河滩上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又想起了乔福顺的牛，我问老师能不能把乔福顺的牛写进去。乔老师立即把两点要求变成了三点。他说：补充一条，福顺的牛也不能写，谁敢写，我罚他天天扫地擦黑板。我们都以为乔老师去工作一个下午就行了，没有料到他一连三天没在学校露面。语文课改成了自习课。什么叫自习课？自习课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出教室就行。我们以前怕上语文课，现在我们最愿意上这门课了。我们把课桌并到一起，打乒乓球，或者登上讲台，模仿各位老师的神态。乔福顺有一天牵着牛从校园旁边经过，受我们喧闹声的吸引，他跳过墙，趴在教室的窗口久久不忍离去。他说早知道上学也能这么舒服的话，他就不退学了。当然也有人不舒服。付校长就不舒服。他经常跑到教室里训斥我们，让我们把桌子拉开。他还骂我们是些孬种，骂过我们之后，他又说：我也不骂你们了，这不能怪罪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到后来，付校长不但不骂我们，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格外好，他说，既然你们想玩，就到外面玩吧，教室里的地方太小，都到外面去吧。到第四天，乔老师突然出现在校园外面。他是和那个白知青一起出现的。我们就像老鼠见到了猫一样，赶紧往校园里跑。 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这只猫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倒是白知青侧着脸，往这边看了一下。乔老师和白知青并排走着，向校园后面的花生地走去了。和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场景的，还有付连战。付校长明知故问，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什么？什么也没有看到吧？我就知道，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当然要说我们看到了乔老师。我们的话一出口，就遭到了付校长的批评。胡说，付校长说，看到乔老师了，乔老师怎么不理你们？乔老师离开学校的第五天，村里发生了一件事。乔老师的老婆到村支书家闹了一场。这是乔红军到学校说的，他说乔老师的老婆一到他家里，就像驴一样躺在地上边叫边打滚，说有个知青把她男人给打了，要求村支书给她做主。奇怪的是，她不但骂那个打人的男知青，而且还骂白知青和乔老师。后来的事情怎么样了，乔红军说他真的不知道了，因为他爹拎着扫帚往外边赶人，把他也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乔老师回到了学校。

他没有直接回教室，而是呆在教室外面的榆树下，和低年级的老师们聊天。我们透过窗户，看到乔老师脸上的那道疤。那道疤把他的嘴巴和耳朵连接了起来。我听见一个老师对乔老师说：凡新同志，你好像刚从上甘岭回来。乔老师立即说：你们看着，我非把我老婆宰了不可。说着，他就把衣领往下拉，让人们看他脖上的疤。都是她咬的，他说，你们说说她该不该宰？该宰。我们在教室里边说。不过，老师们没有人接他的话。就看下一次了，下一次她要是还敢乱抓乱咬，我非宰了这臭娘儿们不可。乔老师说。 老师们显然不关心那些牙齿印，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知青怎么会揍他？他们显然觉得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一个教算术的老师首先提出了这一点。这个老师是个急性子，他对乔老师说：凡新，你快说说，那个知青怎么会动手打人，我们都想替你报仇。知青打人？打谁？为谁报仇？乔老师说。乔老师说着，第二次拉下了衣领，让那些疤痕再次亮相。这像是男人打的吗？男人打架的时候，谁动用过牙齿，这分明是我老婆咬的嘛。乔老师说到这里，再次发誓非把老婆宰了不可。算术老师吸着烟，不再吭声了。老师们并没有立即散开，而是席地坐在榆树下，谈论起别的话题。

他们说到了桥，说这桥看样子是修不成了。有人提到了尚庄的知青，说尚庄的知青已经过来打听，什么时候复工。算术老师说，他们要是也有人死的话，就不会这么热心了。他的话招来了异议，有个老师说，河边已经死过两名知青了，而且是在丁奎死之后发生的事。前几天尚庄放电影，电影还没有散场，尚庄的知青和付连战家（官庄村）的知青就打了起来，尚庄方面只死了两个，官庄死的有四五个。话题渐渐转移到了“胆量”、“勇气”方面。他们都承认，枋口的知青胆量最小，缺乏勇气，从来没见过他们动手打架。他们的话让我们这些学生也感叹起来。我们都对本村的知青有点莫名其妙的失望。同时，因为他们就住在枋口，作为枋口人，我们都觉得他们给我们丢脸了。老师们显然也有同感，否则，他们不会那样连声叹息。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能感觉到，我们和本村的知青已经有点同呼吸共命运的意思了。

鬼子进村村里怪事 (1)

我讲上述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付校长连战同志并没有出现。他出现得确实比较晚。老师们在榆树下正要作鸟兽散的时候，他才从自己的住室里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其他三个人：村支书，白知青，热爱普希金的诗人。 村支书领着诗人走到乔老师跟前。他指挥着诗人和乔老师握手。诗人接着又和别的老师握手。别的老师这会儿都看着乔老师，乔老师抬手把脸上的疤捂住了，他把另一半没有疤的脸转向了我们。这样一来，他就不吸引人了。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白知青，她现在已经不哭了。她站在村支书和付连战之间，就像鲜花插在牛粪上，显得更加漂亮，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多看。当然，既然见到了她，我们就不会放过她的肚子。大家发现她的肚子并不像传说中那么鼓，这让大家迷惑不解。地震这年夏天，人们都传说可能要有地震。其实，可能有地震的说法，近几年来，每到夏天都要喧嚷一阵，人们一开始还有点害怕，到后来，就慢慢地觉得不以为意了。经常喊狼来了，可狼一直不来，谁都有理由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条狼。　 这一年的情况有点不同往常。往年，人们喧嚷一阵也就算了，可是这一年，越到后来，人们越是害怕，连那些总是有点不以为意的人，最终也害怕了。

人们寻找着地震的迹象，迹象不找则已，一找就是一堆。乔凡喜家的一只母鸡近来像公鸡一样打鸣，他家只有这么一只母鸡，鸡舍就砌在窗下，乔凡喜不可能听错。李长庚家的狗最近经常跳墙，在院墙上跳来跳去的。李长庚起初还以为谁家的孩子跑到墙边拉屎了，后来，他发现墙两边连湿印都没有，这就排除了狗在找屎吃的可能。 李长庚也出来作证，说一点没错。他还说，为了让狗更好地起到站岗放哨的作用，他到公社大院的垃圾堆上给狗捡了十来根骨头。天气越来越热。启明爹是全村的寿星，他说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过这么热的天，他可不想就这样热死，所以他想到二十里之外的苗店去避暑，他的女婿在那里当民兵营长。福顺他爷对启明爹说：你还是拉倒吧，听说苗店已经有几个人热死了。人们甚至怀疑新闻的真实性：广播里说气温只有四十度，这不是胡扯吗？启明他爹分明看见水在太阳底下冒烟，像是快烧开了，怎么会只有四十度？在众多的奇迹之中，有我本人提供的一条奇迹。我对我爹说，福顺的牛这几天也不反刍了，嘴边没有白沫。我爹不让我到处乱说，可他本人却把这个消息到处乱传。上述事例似乎还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