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立刻写信重申了他在海湾战争中的立场：“参议院现在讨论的似乎不是我们是否应该使用武力，而是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了。”

1991年2月24日，美国地面部队加入战争，穿过数百公里的沙漠，仅用100小时就击溃了伊拉克的军队。 2月27日，考虑到美军如果继续追击退回到巴格达的伊拉克军队，就有可能遭到巨大的人员伤亡。于是布什总统下令停火，这让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国家护卫队有了喘息之机，并在第二天继续战斗。 在这次持续了六周的战争期间，一共有148名美国士兵在战斗中丧生，其中有35名是被自己人的炮火击中的，另外还有467名士兵受伤。军事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的十次重大战争当中，这次战争是人员伤亡和财务损失最少的一次。” 20年前，当克里和他的朋友大卫·索恩从越南回来的时候，“没人感谢他们，也没人向他们表示祝贺，”朱莉娅·索恩回忆道，“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希望有人祝贺和感谢他们……他们带回家的是一种羞愧和对他们曾经为之拼命的战争的怀疑。” 相反，波斯湾战争归来的退伍军人却获得了人们列队抛撒五彩纸屑和黄丝带欢迎他们的殊荣。在好莱坞，大约有100万的观众出去观看这一大型队伍，队伍的末端是一个正要射出的“爱国者”导弹的复制品。

在芝加哥，当士兵们经过挂满旗帜和丝带的建筑物时人们都在尖叫。而在华盛顿则有一个1200万人的庆祝仪式，这次战争的指挥官H.诺曼·斯瓦兹科普夫在国会大厅里被大家当做一个民族英雄，他的讲话无数次被大家的掌声和站起来的喝彩声打断。3月，克里和其他参议员一道去慰问了还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军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克里在向士兵们表示祝贺时说道，“你们的乐观和勇气终于让我们很多曾经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们扬眉吐气了。”在道尔顿·特朗博的书中，克里现在承认他对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 但是布什政府的突然撤军不仅让萨达姆得以继续执政，也使伊拉克境内的反抗者成了这个独裁者怒火的炮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十分信任布什的承诺，在布什鼓励他们起来反抗萨达姆的时候，坚信他会始终支持他们。然而这位总统先生却忽然停在边界线上不动了，说他不想“卷入”这场（越南式的）混乱的内战当中。他说：“我不想任何一个士兵或飞行员卷入这场在伊拉克已经持续多年的内战当中。”于是，萨达姆立刻对他的反抗者发动了一次残酷的打击。 布什拒绝打下袭击反抗者的伊拉克直升机，克里当时谴责他的这个决定“间接支持了萨达姆·侯赛因”。

在当年春天的参议院中，克里帮助和领导了民主党为公开惩罚布什政府而做出的行动，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阻止萨达姆对反抗者的屠杀。克里说：“布什采取的停战、误导式的政策和战前的无政府状态毫无二致。”

越战幽灵越战幽灵（4）

面对敌对党新出现的强硬派，共和党人责骂克里和其他曾经反对过战争的民主党人。“我觉得他们的批评真可笑，这些曾经强烈反对使用武力的人，现在忽然说我们应该打下他们的直升机。”来自罗得岛的参议员约翰·查菲这样说道。 对抗停止三个月后，约翰·克里在参加马萨诸塞州的格罗斯特当地民主党的一个会议时承认，“从萨达姆·侯赛因的本性来看”，“我不相信”入侵科威特的事件可能得到和平解决。然后他抨击布什不应该让萨达姆继续当政：“这个曾经把萨达姆·侯赛因比做希特勒，曾经对他进行军事打击的政府，实际上却在战争结果上和萨达姆站在一边，真是极不光彩的一页。” 到1991年约翰·F.克里开始他在美国参议院的第二个任期之前，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内部人士中间的绰号是“活子弹”（“Live Shot”），主要是因为他对记者特别是那些拿着拖动式电视摄像机的人无情的驱赶。（他最近说他现在的媒体可见度是对抗拉帕波特负面广告战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尽管克里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调查人和检察官，但是在仍然重视资历和礼法的参议院中他有时候还是被看做一个急躁的新人。

他的伙伴泰德·肯尼迪，即使在共和党人当中也被认为是一个高明的立法人，而克里给大家的印象则是对制造头条新闻比掌握有时候单调乏味的立法程序更有兴趣。 对克里不太信任的人当中有一位叫约翰·麦凯恩的，他曾在河内做过战俘。这个亚利桑那人在1984年还支持过克里的共和党竞争对手雷恩·沙米，公开指责民主党人1971年和老兵们一道越过护栏向国会大厦投掷奖章和绶带。 1991年春天，麦凯恩在一次去中东调查的途中，在一架狭窄的军用战斗机里发现自己就坐在克里的对面。在参议院中，这两个人平时都小心翼翼地绕开对方，但是现在，被安全带固定在这个极不舒服的坐位上。面对漫长的旅程，摆在他们中间的又只有一张很小的桌子，他们无路可避了，于是就和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约翰·格伦一起聊了一些关于飞机棒球的话，直到格伦进入梦乡。“之后，我和约翰很自然地谈起越南的问题。”麦凯恩回忆道。深夜，当他们的飞机嗡嗡地从大西洋上飞过时，克里和麦凯恩一起回顾了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段经历。克里说：“我问了很多关于他的问题，他也问了很多关于我的，我们一起谈了很多各自对战争的看法。”

在接下来的数个星期和几个月里，麦凯恩和克里分别得出结论说，关于越战问题的分歧在国内造成了太多的纷扰，是把它丢到一边的时候了，然后他们达成了共识。在这之后的四年当中，他们一起为和越南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而努力，结束了美国历史上这痛苦的一页。同时克里也赢得了麦凯恩“极大的尊敬和钦佩”。麦凯恩说：“你认识一个人之后再对他做出判断，我觉得他是十分诚恳的人。” 泰德·肯尼迪曾经说过，从政治上来说，在越南问题上“永远不会有赢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他（克里）灵魂深处的一部分，扎根于他在那服役的经历。”在和越南有任何友善关系之前，克里和麦凯恩都必须面对这些关于在印度支那行动中失踪的军事人员的棘手问题和突发性事件。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的这20年里，有两千多美国军人的生命还无所交待。很多毫无根据的报道还对美国民众说，还有美国战俘至今仍被囚禁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这个故事受到众多机构的欢迎，比如说制作好战片和其他幻想片的好莱坞，一些相对而言很小却很积极的商业人士和一些原本不赚钱却希望利用这些流言及利用在战争中失踪人员家属的希望来发大财的组织，以及经常刊印和播放一些未经证实的照片和一些从战俘的视角来讲述的故事的美国媒体。 1991年夏天，《新闻周刊》和其他一些主流新闻机构发表了一张后来被称做“三个朋友”的照片，据称照片上的三个人都是美国的飞行员，他们仍然活着，被关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后来发现这张照片根本就是假的，这三个人只是俄国农民而已，他们的这张照片是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但是在那个夏天的数个星期当中，这个关于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的神话故事又掀起了一股热潮。 克里的顾问让他远离这些纷争，因为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争论，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结论的圈子。但是克里坚持担任了一个新建的关于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被准予一年的时间去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克里原本是希望他的新朋友麦凯恩能担任共和党方面的联合主席，但是麦凯恩却成了战俘和战争中失踪人员组织的烫手山芋，谁也不要。

这些组织人员认为即使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人还被关在东南亚的监狱里。这场运动的极端分子说麦凯恩是一个被洗过脑子的人，因为他拒绝接受他们的理论。“我觉得人们对他的一些评论……是异常残酷的。”克里说道。在听证会上，当麦凯恩因为他受到的那些批评而怒火就要爆发的时候，克里走到他面前，把手放在麦凯恩的手臂上好让他平静下来。“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那样做。”麦凯恩说。 后来，共和党联合主席是一个支持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运动的海军退伍军人——来自新汉普郡的罗伯特·史密斯。史密斯很担心克里的听证会会成为“一次做秀而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这样去探讨问题的实质就很恶心了”。 ８月，克里第一次去东南亚调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们说他把此行当做是他在军队服役的最后一步，是“最后的任务，是一个曾经在越战中服役的士兵的一种责任”。当他离开美国的时候，那张“三个朋友”的照片仍然在失踪美军士兵的家庭有着很大反响：有五个家庭站出来说照片上的人是他们的亲人。 在这次和以后的东南亚之行中，克里都带着一个能够促使越南官方与他合作的承诺，那就是有可能和美国重新建立商业及外交关系。

实际上，克里已经在游说布什政府取消对越南的经济禁运。 “如果希望很快得到信息的话，最好能够想办法让尽可能多的人进入这个国家，不仅是做商品交换，还要做信息交换。”在去河内以前，他在曼谷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越战幽灵越战幽灵（5）

在他为期一周的行程中，克里让越南官方同意美国调查组成员使用他们自己的直升机和在给予简短通知以后就可以去偏远地区。胡志明市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以一种表示友谊的方式拉住克里的手，说经济禁运是毫无疑义的。 回到美国，克里对有美国人被关押在政府监狱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觉得越南政府正式关押任何美国人的可能性显然很小，”他说，“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人落到政府管制不到的丛林地区的强盗或其他非法组织手里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克里和他的委员促使美国和海外的领导，并且命令关键的政府官员对此事进行核查。１９９２年２月，史密斯和克里一起飞到莫斯科，因为那里的当局给了一些文件声称知道数百名战争失踪人员的下落，而且该国的副总统还答应帮助他们促使越南和老挝与他们合作。 克里的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以及媒体一起揭露了一批愚弄民众的行为，包括利用直接邮件系统以及一些欺骗性的照片和假的证据从战争失踪人员家属那里赚取上百万美元的行为。尽管克里不相信还有美国军人留在东南亚，但他还是怀疑尼克松政府在１９７３年３月将军队匆忙撤出越南的时候把战俘留在了那里。

“就像总统宣布的那样，说所有战俘都已经回来……是不对的。你知道它是不对的。”克里在１９９２年６月他的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之前的听证会期间，对过去一个五角大楼的官员说道。有四个共和党人也赞成克里的这一谴责，其中包括爱达荷州的查尔斯·格拉斯雷，他曾经谴责尼克松政府忽视了有一百个战俘没有被遣送回国的证据。“人们被在这件事情上受到的欺骗激怒了。”格拉斯雷说。 宣布有战俘被留在越南的包括前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詹姆斯·史勒辛格。但是在９月份克里当选委员之前的风暴听证会上，尼克松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说那些谴责“完全是谎言”。克里和麦凯恩在他们的调查过程当中仍然受到战争失踪士兵和战俘活动激进分子的攻击。不过这个特别委员会正在逐步接近事情的真相。在他们的促使下，越南方面让他们察看了空前多的档案文件、监狱和军事基地。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克里再次访问越南，这次他带了一封布什总统的信，信中答应改善和越南的关系以作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给予合作的回报。

为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当局给了克里——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汤姆·达斯切尔和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人汉克·布朗——一些珍贵的遗留物品，包括美国士兵的照片和飞行员制服。 有一次克里就直接问越南的官员，还有没有美国军人活在越南的。他们说没有。越南主席还说可以让表示怀疑的美国家庭访问越南。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克里的特别委员会即将下结论说：“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还有活着的美国人被囚禁在东南亚。”当月关键的证人是已退休的海军少将詹姆斯·斯托克德尔，他曾经作为战俘获得了荣誉奖章，而且和他的妻子一起协助建立了一个战俘和战争失踪人员家庭同盟。斯托克德尔当年还是罗斯·佩罗特一起跑步的同伴，为那些还在寻找战争中失踪家人的家庭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事实资料。“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爱好诉讼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相信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事情的话，一定有人欠我们一个解释、一声道歉和一些补偿。”斯托克德尔说道。他还说：“当战争失败的时候，压根儿就不会参与或者想到关于人民的问题。”　当特别委员会小组发表了他们的报告，克里——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以反对政府谎言为己任——现在却在为他们辩护：“我们没有人在蓄意隐藏什么。”

他的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问道：“还有活着留下来的人吗？” 其答案是：“我们希望的结果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被迫忍受了20年的监禁……没有什么比证实这个结论更让特别委员会成员高兴的事情了……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还没有实现。”特别委员会说这个结论不是“调查的失败”，而是“与事实的矛盾”。 小组得出结论说大约有100名本来应该随撤退美军一起回国的美国人并没有回来，有的是被俘虏了，有的是战斗幸存者。但是特别委员会说他们不是被“有意放弃的”——因为政府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而是由于官方寻找他们失败而被放到了一边。 该小组经多方努力，长期工作，试图确定剩下的２０００名战争失踪人员的下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商界开始敦促华盛顿重新建立和越南的商业关系。克里和麦凯恩说这些国家的合作使针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放松了很多。罗伯特·史密斯是和克里一起担任主席的人，说这可能会是对越南老兵的一种侮辱。国会最终同意了克里的意见。 作为越战期间躲避服兵役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发生普通事件时是不会站出来的，他需要一个只有真正的战争英雄才能提供的政治借口。

克里和麦凯恩愿意承担这项辛苦的工作使大家达成共识，首先是在参议院，然后是在白宫，努力结束美国历史上这痛苦的一页。肯尼迪说：“约翰·克里和约翰·麦凯恩所做的工作的确是最近5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１９９５年夏日的一天，当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东面房间宣布美国和越南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克里和麦凯恩就站在克林顿总统的旁边。在这件重大事件上，他们两人成了这个因逃避参加他们为之奉献的战争而闻名的总统的左膀右臂。

新时代新时代（1）

约翰·克里有让他的职员一直猜测的习惯。助手在描述和他随心所欲的闲谈时说，在闲谈中他经常沉迷于进行魔鬼式的辩护，来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转变他的立场。这位以前耶鲁政治联合会的主席和公诉人不仅在辩论术上技高一筹，他还善于把他的职员们都拉进他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去。“那真的让人非常沮丧，”克里的顾问乔纳森·温纳回忆说，“即使他的职员都希望克里直接表达他的观点，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人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992年的春天，没有人说服约翰·克里去重新考虑他所提出的对于平权措施的抨击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在雇用和教育方面提供优先权，以此作为对过去各种歧视的矫正措施。“那并不是我们的意见。”温纳说这是克里的意思。“难道有人认为有职员会鼓励他去抨击平权措施吗？” 那时正是新民主时代。民主党内中立派议员正质疑导致了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齐斯彻底失败的旧式自由主义。

民主党内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领袖委员会，纷纷针对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问题：自由主义倡导不容置疑的主张，比如社会福利和平权措施计划，是不是正在分裂着国家并且伤害着那些他们本来打算要给予帮助的人呢？ 执政党民主党给美国城市开出了强硬的处方，试图以此打击犯罪猖獗和强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申明说：“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种族问题和美国的城市问题……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现在是坦白面对的时候了。”而比尔·克林顿，这位在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中崭露头角的领跑者也宣布，美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良机”，但同时也必须“坚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克里开始在一个法律簿上潦草地记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几个月以来酝酿的思想将形成一篇名为“种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议程”的长达五十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克里认为平权措施是一个“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并且会造成分裂的计划”。 该演讲的后果则是一场政治风暴。

现在来看，危险的信号是很明显的：约翰·克里，温斯罗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圣保罗学校和耶鲁大学的学子，激烈抨击这样一个计划——且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缺点——它就是为了让局外人参与进去而特意设计的。克林顿，阿肯色州的白人，一个酒鬼的继子，选择了另外一个让中产阶级大失所望的议案。他把他呼吁改革原来让一代代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陷入贫穷之中的福利计划上。“我们应该坚持让人们从受福利的名单中消失并且出现在工作的名单上。”那一年克林顿对他的选民们这样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1992年3月30日克里的演讲带来的。在短短几个月中，克林顿在耶西·杰克逊牧师彩虹联盟大会上进行了自己这一竞选年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克林顿谴责在座的修女苏珈(Souljah)肯定洛杉矶暴民行为是对白人压迫的正当报复。克里则来到耶鲁大学庄严的大厅中，面对着100个常春藤联盟的学生进行演讲。 还有一点，克林顿从不必像马萨诸塞州自由党政治联盟这样令人敬畏地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克里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让你们深思今天美国现实中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个充满暴力、充斥着毒品、犯罪泛滥的现实；一个文明社会生活制度已经崩溃的现实；一个家庭分裂的现实；一个盗贼猖獗、人们担忧的现实；学校已经不再是高枕无忧的象牙塔，居民社区时时充满戒备。” “我想让你们深思这样一个现实：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婴儿生下来就只有单亲妈妈抚养；年轻人在暴力事件及自杀事件中的死亡率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死亡率还高；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完成高中学业，即使那样，他们也只能勉强识字；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无家可归已经成了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毒瘤；相当多的家庭几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当多的学生不再带午餐盒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枪支……” 那将会是很简单的，克里对耶鲁政治联合会的成员们说，他在校时曾经主持这个辩论协会，“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种族主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白人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而且是丑陋的，阴险的……但是让我们进退两难的问题和原因远远要比种族主义更深奥、更复杂。它们植根于历史上各种公民权利运动的多变本质中，植根于种族关系动荡的历史以及深深的种族偏见。”

在这里，克里开始滑到一个危险的政治区域中。克林顿和其他人是把种族问题从犯罪和贫穷的因素中排除——他们指出对每个人，不论其种族如何，在义务和责任上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标准。与此相反的是，克里却在谈论城市犯罪问题和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业帮助时牵扯到了种族问题。事后，他解释说，他当时努力证明的一点就是国家正在集中进行的平权措施计划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万能药，却恰恰让少数民族备受折磨；并且还提出应该采取传统价值观来补充该平权计划。但当时克里的听众们可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事实上正是平权计划总是让美国人一直在考虑种族因素。”克里说。克里仍然坚持支持平权措施计划。他略述了计划的代价，尤其是种族优先权所培养出的对白人的怨恨。“我们不能对市民布道什么是公正，然后却漠视他们对于联邦法律和规章中真正的公正所提出的合理问题。”克里说。 助手回忆说，克里演讲灵感的一部分产生于他从蓝领阶级选民那里听到的内容。尤其是在波士顿邻近的一些地区，居民对70年代中期法院所强制的用校车送孩子们上学，以及同时期联邦法院命令城市的警察局和消防队雇用更多的少数民族作为达到种族融合目的的方式，一直都怀有挥之不去的怨恨。

但是，在那些法院所进行的尝试之后所发生的丑陋的种族冲突，仍让国家白人自由主义者处于尴尬的境地，法院试图纠正长达几十年的种族歧视的模式。一种政治的正确性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传媒文化中扎根。大胆直率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