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员的子弹也从后面和旁边射来。当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家伙很危险。要知道他是一名士兵，他拥有杀伤性武器。” 事后的海军报告中这样记述：“克里深入内陆追击这名越共队员，在越共逃跑到一座棚屋后将其击毙，并缴获了一个填装了弹药的B40火箭筒发射器。” 在所有队员中，肖特——坐在机炮操控室里的队员——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最为正面，他认为“毫无疑问”克里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是你死我亡的事。”肖特回忆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联系到肖特，他在战后34年来第一次与克里对话，在谈话中他这样说：“那是填装了弹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武器。它甚至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

如果他开炮的话，我就葬身于那条小溪中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你交谈。” 查尔斯·吉布森曾在克里的船上服兵役——一星期的教化训练课，他认为克里的行动虽然危险，但却是必要的。“每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禁会问：‘我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吉布森说，“克里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次战斗突然爆发，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行动后的报告上这样记载：10名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残余的越共也都逃走了。美军和他的南越同盟军队搜寻了这个地区，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共的地下营地，以及制作统一制服的缝纫机。 当克里回到基地后，他的指挥官乔治·艾略特提出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克里的行动应该为他赢得一枚勋章还是让他上法庭接受军事审判？“克里的胜利之战几乎尽人皆知，他率领海员深入埋伏中心，然后追剿一名越共并击毙了他。当克里从这次胜利之战归来后，我去听了他的报告，然后，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是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是得到勋章，上法庭是因为你离开了船，离开了你的岗位。’” 艾略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最后还是为他申请了银星勋章，实际上那也是他应得的，我对此没有任何遗憾，我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一枚银星勋章意味着在战争中表现突出。 艾略特说他也“警告了克里他的行动会招致军事审判，因为我想让克里知道我不希望他放任不管自己的船。在海军战斗中，一个指挥官不允许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的船”。 艾略特又补充道：“克里非常勇敢地反击敌人的埋伏。”还强调他从来没有质疑克里追击越共并射杀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事实上，银星勋章的嘉奖令恰好说明克里那天的表现既勇敢又过于冒险。“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敌军的炮火，”嘉奖令上写道，“克里再一次下令向敌军冲锋，他的小船靠岸，距越共的火箭弹只有10英尺，随后自己带领一支先头登岸部队追击敌人。面对多数敌人的凶猛火力，克里少尉突出的勇敢行为和个人勇气赢得了这次任务的胜利。”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朱姆沃尔特还听到了克里对美军自由开火区政策的抨击，现在，克里的行动不禁使他为之一振。“这次行动鼓舞了海军的士气……在行动中，PCF(快艇巡逻队)联合地区武装在战斗中击毙了10名敌军……表现相当突出。” 朱姆沃尔特在备忘录中写道，并在海军中大肆宣传。朱姆沃尔特决定要飞到安泰亲自为克里佩戴银星奖章。

詹姆斯·拉斯曼是一位21岁的美军特种部队中尉，当离开突击队学校的时候，他的体质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他身高6英尺，体重180磅。但是在越南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身体消瘦了下来。当遇到克里的时候，詹姆斯·拉斯曼下降到了135磅。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体重下降实际上救了自己一命。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4)

在雨季，拉斯曼的任务是驾驶湿地型船巡逻南越沼泽，带领着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兵执行巡逻任务。当雨季结束后，拉斯曼和他的军队就可以自由掌握时间了，所以他决定到越南南部去，与海军快艇船员待在一起。 一天，他来到俱乐部，在那里遇见了克里，克里正坐在那里喝啤酒，他和克里聊得非常投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并且还至少一同执行过一次任务，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拉斯曼看见一位同事差点就在敌人的炮火中丢掉自己的眼睛。 有一次，克里和拉斯曼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个巨大的稻米贮藏室中，这个贮藏室是从越共那里缴获的，为了抵御攻击，它由石头砌成。在扔出手榴弹之后，两个人迅速跳开。拉斯曼逃脱了随之而来稻米的爆炸，但是克里就没这么幸运了，成千上万的米粒向他飞了过来，结果非常好笑，后来这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在1969年3月13日的早晨，拉斯曼跟随着克里的小队乘坐掠行艇，跟随着他们一同向Bai Hap河驶去。那天，恐怖事件接踵而至。清早他们便遭受越共火箭筒袭击，炮弹当场炸死了拉斯曼带领的一名雇佣兵。“他活生生地被炸成了碎片。”

拉斯曼回忆道，“在这突然的火力攻击下，我们带着这些支离破碎的尸体迅速撤离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个拥有五艘掠行艇的巡逻舰队沿着狭窄的运河执行巡逻任务，这其中也包括克里的小队。很不幸，一艘掠行艇引爆了一颗水雷，小艇被炸得飞了起来——足足有两英尺高，它的引擎也被炸毁了。后面就是克里的船，爆炸的冲击波无疑让他的船也左右颠簸，此时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击波抛到了水里。他跳到了水里，尽可能地向河底下潜，躲避两岸飞来的子弹。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袭击不得不再次潜入水底。 拉斯曼幸运地避开了所有攻击，有些人喊着：“有人落水了！”接着几艘掠行艇调转船身，过来营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尽力向克里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渔网，并试图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时间太久了，身体太虚弱了。克里在刚才的袭击中一只手臂负了伤，伤口的血还未止住，他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带——这真是一个壮举，如果拉斯曼还保持原来的体重，他恐怕就无法获救了。就像其他与克里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一样，拉斯曼后来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里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说：“他应该得到银星奖章。”可是克里得到的是铜星奖章，这似乎与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尔特在克里的嘉奖令上写道：“在敌军的火力下，克里的冷静、职业技巧和伟大的个人勇气保持了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克里在那天受的伤也为他迎来了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也因伤休假两天（前两次负伤后，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把紫心勋章授予那些受了轻伤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弹和一些M40手榴弹的爆炸带来了惊人数量的紫心勋章。”克里的指挥官艾略特这样说，“紫心勋章简直泛滥成灾了。” 但是克里认为这个荣誉对自己来说当之无愧。海军官方人事指令第１３００．３９号文件中规定：任何曾负伤三次的士兵和军官“都将终结在越南的服役”。 在这个规定下，克里被允许复员。在1969年3月17日舰队队长查尔斯·F.霍恩签发的委任状中，他被再次委任为“波士顿或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里在此服役的海岸舰队的行政官员。霍恩说这个调令是“很合适的……得到三枚紫心勋章却没有牺牲，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时，艾略特担任克里的指挥官，他说，如果克里想继续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为海军规定战士可以放弃（回美国的调令）。西里尔·L.坎默尔是官方杂志《紫心勋章》的编辑，他说一些像克里这样的人，这样受伤但不需要医院治疗的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罗伊·霍夫曼说，他并不知道那时克里为什么要离开。克里提前六个多月离开让他颇为恼火。“那（他的离开）让我很生气，在我看来他是个逃兵。” 霍夫曼说，他在克里所执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

“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

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提及一个约翰·F.克里露面的电视节目，当时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

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部ɡ扯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

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2）

“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

，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