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漫漫，需要很多人指点、帮助、提携。可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教导，头脑里只有读书与工作。我天真地认为，勤奋和才能就是人生的通行证。走出校门以后，自己靠蛮劲儿一路打拼，虽没有倒毙、沉埋，却也颇不顺当。 后来知道，就算英雄也要有人帮衬，何况一介书生！ 后来更是知道，一个人身处困境的时候，没人理解没人扶持就很难越过那道坎儿。 也许是上帝念我无知，也许是上帝觉得已给了我足够多的训示，上帝决定怜悯我了，于是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些引导我、帮助我的人。 伍杰先生是一位具有侠义心肠的学者型官员。他在中宣部出版局长任上时，团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出版人。他担任中国书评学会会长多年，带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书评家，我也忝列其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他的弟子自居。1996年我一度想离开心爱的出版界，却因为他的一个电话打消念头。没有料到的是，2001年我还是离开了这个行当，这一次，他没有劝阻。我知道他的惋惜，而他也知道我尽力了。南极行动前，他给了我很多指点，南极行动后，他的关爱令我有勇气笑对困境。 刘杲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智者。

这位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极具学者风范，他在报告中的观点常常被业界传诵。1995年，在他及一批老出版家的指导、帮助下，我们九位"脱颖而出"的中青年编辑每人出版了一部自选集，成了业界的一段佳话。他在我临去南极前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当我从南极返回、遭受不公时，他又引用南京鸡鸣寺的一副联来宽慰我："难免不尽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令我心中豁然开朗。 奔赴南极前，《福建日报》副总编辑郑卫华先生在中央党校为我设宴，上的酒是他专为我备的"金门高粱"。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他反复的叮嘱，还有那兄长般的目光。可惜的是，我从南极给他寄的邮品，却没能到达他的手中。截留那邮品的一定是个集邮爱好者，只是他不知道，他截留的其实是一份永不言谢的友情。1987年我刚开始学写评论不久，他就在报上为初出茅庐的我开辟了第一个专栏。可以说，我能有近两百万字的各种作品，他早期的提携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刚建先生是我追随多年的兄长，他的宽厚性格就像他那双又厚又暖的手，让人信赖而且平和。他是业内一份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大家原本是叫他梁老师的，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叫他"梁哥"了。

我来京发展时，梁哥为我举办了一次业界"名记"的欢迎酒会。临去南极前，梁哥又召集了一次饯行宴，并说起一段与"布拉吉"有关的故事，让大家在欢笑中忘却离愁别绪。 2000年12月29日，我在南极意外地接到了梁哥的电话。他说，他在上次为我饯行的地方，召集"原班人马"迎新年并"缅怀"阿正。他用了一句诗："遍插朱萸少一人"，我立时就哽咽起来。梁哥赶紧换话题说，考考你，是不是能说出各位的名字。我便说了红娟、彤宇、晓梅、晓风、晓岚，还有三位出版界风云人物、"下岗CEO"阿黄、阿弘、阿东……话音未落，就听得话筒中传来一阵爆笑，我几乎能从万里之外看到他们笑出的泪。 于光远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学者。一是他总在发现问题，二是他总能说出真话。他的书影响了半个世纪来的上千万中国学子，至今，八十多岁的他还在写作中。 于老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在陪同他到厦门、漳州一带考察时，他一路上提的问题让很多人无法招架。84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要实现"现代化"，后来他真的随身带着"大哥大"，记事用的是"商务通"，建立了个人网页，85岁生日这天又宣布换笔，学着用电脑写文章。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但也很固执，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1999年末我为策划组织《于光远全书》去拜访他，得到他的支持并立了项签了约。立项后我把项目移交他人，后来却出了问题。原机构推诿说是我没交接好项目，但于老和他的秘书胡冀燕大姐均有记录，是当他们的面交接的。后来于老不得不诉诸法律，打一场官司。在惠诚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范世汶先生的代理下，于老大获全胜。这期间，我受到打击，于老鼓励我，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让我有信心坚持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他背地里还对别人夸过我，说阿正这个年轻人敬业、能干，人也正。哦！谢谢于老！于老，祝您长命百岁！ 我说的倪萍就是那位著名的倪萍。她的成就举世皆知。我自南极回来的第二天--2001年2月22日，接到她的电话，3月9日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发觉，她是一位十分真诚的人。一个月后我应邀与她共事。在近一年的合作中，我发现一些流传多年的关于她"煽情"与"文化底子不足"的评价，其实是不客观的。我们的编导在策划会上说人物故事时，她常常听得潸然泪下，可见她的眼泪是真情流露，哪是什么"煽情"！她业余时间多在看书。就是因为看了《世纪对话》，她才知道有一个阿正。

她要对选题及节目的结构方法做最后的裁定，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判断与选择的过程，因此"文化底子不足"的说法也是不客观的。她还是一个仗义的人，一位嘉宾受到迫害，节目组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某地官方的巨大压力。我对倪萍说，实在不行，就把我这个总策划撤了，给他们一个"交待"。倪萍说，我们是对的，凭什么要退却！她多方呼吁，甚至不惜要帮受害者诉诸公堂。最后对方终于不再嚣张。我觉得，她比大家看到的要更优秀。 与倪萍共事的那一段，正好是我的多事之秋，工作中我有些做得不尽到位，她十分谅解，令我至今铭感于心。 建平是我认了十多年的大姐。她是一位极具才情的小说家、散文家，生性热心豪爽，且有过目不忘的本领。1988年我慕名前去约稿并为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做责任编辑时，她又是写作又是拍电视又是上武汉大学作家班，意气风发。后来她放弃文学、脱离影视，令我扼腕长叹！南极活动前，她花了许多精力，东奔西走，动用了六七家工厂的技术人员，为我们制作了队徽、标志旗，解决了我的一个大难题。当我蒙受不白之冤时，她和运斌先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心灵的抚慰，引导我迈过了人生中的一段泥泞。 认识王磊是1986年的事。

那时我刚入出版这个行当，而他已是书业中的风云人物了。这些年来，他总是帮助我，并关注我的每一个步子。我的对话集《世纪对话--文化嬗变与中国命运》就是由他推出并引起出版界、文化界广泛注意的。当我浑身疲惫地从南极返回、走出首都机场时，远远地就看到他和颖明先生迎在那儿。他用那双粗粝有力的手捧着的鲜花，至今仍盛开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