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有大约十间房。队长让几位学者住双人间，一部分队员打地铺。大厨老张又是第一个举手，红着脸跟别人争地铺，急了还请林清医生帮忙，说闪了腰正好要睡硬板床。

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曾五次去过南极，在国际上也是颇有声望。他一看周教授和何教授还拎着行李找房间，便悄悄地把自己的行李扛到一个大统间。学者们事后得知，觉得十分不安，都想把房间让回去。我把几位学者都安顿好后，在大统间找到最后的一个位子。 当晚队长召开第一次会议。安排这几天采购、帮厨、清洁卫生及接受采访等工作，还宣布了纪律。我抢先承包了二楼男厕的清扫工作。 这一夜才睡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四时多，微微的晨曦中，我醒了。闭着眼听，楼外相当安静，风儿抚摸窗门，发出轻轻的声响。依稀有鸟儿的鸣叫声传来，很快又随风逝去。偶有车辆驶过，留下一串嗡嗡的声音。这是在那儿呀？在乡下？乡下父母的家就是这么静，可那一串车辆驶过的声音，又分明是幼年第一次进城在外婆家住时听到过的。我慢慢睁开眼，看到了这屋里微弱光线中的一排床，这才想起这是在圣地亚哥。 在这远离故乡的地方，清晨醒来后要重新入睡，显然不太容易。我悄悄地起床。在我们这支学者队伍中，大家除了分担少量公共事务外，有不少属于自己的时间，而记者也比较自由，惟独我相对忙碌些，事情多少不说，心总是要被事务性的工作牵扯去，不放弃写作的话，只有少休息了。

我下到一楼，在厨房一角放好电脑，开始写下自己的感受。一个多小时后，陆续有人起来。 早餐后刚要开始做事，邵滨鸿的朋友便开了两辆车来，说要领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先去看了圣母山的教堂，山顶的那座圣母像高耸入云，姿态优雅，神情慈爱，给人一种很神圣又很亲切的感觉。下了山我们直奔一百多公里外的小城瓦尔巴拉伊索，意思是"通向天堂之门"。那里有一座议会大厦，据说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对议员们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便设法把议会迁到这座落后的可以"通向天堂之门"的小城，使议员们要为一次会跑半天，经常就懒得在会上多说了。出了城我们继续前行，大约走了近百公里后，到达著名的海滨小城威尼亚。这座小城景色十分优美，有"滨海葡萄园"之称。在那儿，我们吃了一顿地道的智利餐--烤肉，喝了"威那"、"毕斯科索威"等智利名酒，十分尽兴。然后再到海边，开始冲浪。葛教授反对下海，理由是水太凉，如果着凉了划不来。他说，要是在南极，豁出去病一次也值。周教授穿好了泳裤，但只在水浅处走走，嫌水凉。何教授倒是兴致很高，第一个下水。滨鸿主持节目时不失学者风范，端庄而带几分适度的深沉，其实生性十分活泼。这回一见大海，就兴奋得直蹦。

大浪排山倒海，是我在各地泳场见过的最大海浪。我试着向外冲，但大浪总是把我往回卷，我多年的海泳经验，在这样的巨浪面前显得十分可笑，连紧巴巴的泳帽也被卷得不知所之，不一会儿竟出现在离我足有数十米远的邵滨鸿、何教授处。还是邵滨鸿眼疾手快，一下子把它抢在手中。 今天最感痛苦的是我的昏昏欲睡。开始我还不好意思，使劲拧自己的腿，企图保持清醒，但徒劳无功。主人看出我的困境，十分善解人意地劝我睡，我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整天除吃饭和下车活动外，全在睡眠状态！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时差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