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要看堆积如山的材料，又要不断找人谈话，接待来访，实在负担不了。同时，要把“两案”办得更认真，更扎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需要集思广益。经请示中央决定，成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央纪委牵头，组织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委的几百名同志参加，负责林、江两个集团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对外也叫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先后参加“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会议的人员，据我的回忆有：胡耀邦(时已任中央秘书长)，黄克诚(中纪委常务书记)、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长)、王鹤寿(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江华、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黄火青、李士英(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玉昆、史进前(军委总政治部)、曾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顺元(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中纪委副书记)、于桑(公安部副部长)。第二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是：曹广化、刘文、刘鸣九、彭儒(负责二办机关党的工作)、汪文风、刘丽英、郝志伟、包玉山、高建昌、张泰臣、吴斌等(先后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工作)。二办下设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审理组、秘书组。

在二组下，设审讯组(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公、检、法尚未及整顿，当时党内讯问与司法审讯也划分得不够清楚)，其成员先后有汪文风、陈伦、吴信传、刘澄清、刘瑞珍、熊传勤、龚世贵。我在担任光明日报社公安记者的时期，虽曾参与过对蒋介石集团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派出的在浙江温州梅沃登陆的刮苍山行动队队长周庆宝、电台长潘舟弘等一干罪犯的预审。参与过对政治骗子李万铭的预审。对华北一个横行平原的响马的预审。但对于曾在党内担任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人物进行审理，还是存在着内心发怵的情况的。 但是，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我鼓励自己，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为了彻底查清所有事实，调动一切力量搞好“两案”审理，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倪志福、陈锡联、王海容、唐闻生、张玉凤、章含之调查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讯问组，决定由王鹤寿领导和主持这一工作。其下属人员有汪文风、张忠海、熊传勤、刘瑞珍。讯问组根据档案文件和讯问所得材料，经过反复印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批判江青、江青对抗毛主席指示》的文件摘要汇编。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

的祸国殃民的罪行，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公审，严办，打击的力度要大，打击的层面要宽。不仅对着“四人帮”，而且对着“帮四人”。天安门有一幅漫画，题名“哥德巴赫猜想”，对跟“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人，讽刺为“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说这种人只是没有头脑、没有立场地执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指示。有的人，对直接伤害过自己的对象，其仇恨甚至超过了江、张、姚、王。可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会造成这么个结果，却没有予以澄清。有的人还在搞两个“凡是”，是要把干部、群众压下去，维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对“四人帮”的审查、审判，正可以给全党、全国干部、群众一个回答，使大家了解真相，真正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张，既然要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就必须对十年动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都彻底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分清是非，分清是罪行还是错误，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应该尽量查清。另一部分人却说，清查只能清查到四届人大或党的十大前后为止，不能再往前查，否则就会产生“清查谁？矛头指向谁？是否要砍旗？”

的问题。 这个前提定不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贯彻，清查提纲就无从拟定，清查工作就难以进行。当时搞两个“凡是”的同志还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而这个矛盾和分歧，不论从内容和所面临的形势来看，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王鹤寿同志的秘书、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凌华将这一情况向王鹤寿和胡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支持了前一个意见，即对十年内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律查清其来龙去脉，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以后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证明，查清问题，清查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并不存在什么“砍旗”的问题。反倒是事实本身，说明了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也有警觉，他老人家的一些主张，是公开的。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是在背地里搞阴谋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早在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在当时外患(来自北方的霸权主义，挥舞导弹、原子弹，跃跃欲试)、内忧(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夹逼的情况下，在党内的高层，对形势就产生了过分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可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有一半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之初，才说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发动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导致了错误。显然，这跟林彪、江青搞乱全国，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篡党夺权，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毛泽东在估计形势、采取措施和用人上的错误，的确为林彪、江青集团，提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借口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