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快毕业答辩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四五月里的北京,我每天穿棉衣去打针。军队医院里似乎总只有我一个病人,静悄悄的。我小时候经常扁桃体发炎，每年要去儿童医院好几次,都是我爸或妈用自行车带我,因为怕我晕车。冬天的时候,工农广场前冰雪从未融化，爸妈就下来推着自行车走。爸爸问我要不要冰糖葫芦,我只要一小串。回到家吃药前,妈总用手摸我头看我是不是发烧。她的手冬天总冰凉,脚也是,要穿两双袜子。有个春天我爸带我看病,给我买了一个唐老鸭胸章,我把它别到黄色的夹克衫上,好几年。好的东西就那样,贫苦的时候不觉得艰辛,富有的时候不觉得奢侈。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从温哥华到南加州,如今又住在西雅图。每个雨天的傍晚里,关上百叶窗,开亮所有的灯。收音机里一样是为你亲爱的人点播他喜爱的歌。一样是丈夫为妻子,子女为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一样是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和喜悦。在这样一个深夜，我为着莫名的理由而清醒着，拽着被角,心底流淌出一丝温柔。 ハ衷诳赡苁俏颐且患胰俗詈玫氖焙颍五口人都是能照顾自己的成年人，并且都有事情在做。

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爸爸妈妈完全进入老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是比较独立并且平等的。在这种关系里，我觉得所谓的爱，就是尽了自己的复杂去体会，知道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偶尔涌起一点温暖的回忆。昔日重来チ跆礻廓ノ沂年前离开长春,到北京念大学。当时的心情我是无论如何也重复不出来了。我却还记得我穿着暑假里大姐按照大学的流行样式给我买的新衣服。我跳下车,看到小雨里大姐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于是我告诉她,妈妈在我的裤子里缝了很多钱。我不记得上火车前爸妈的表情:只是他们为我的晕车做了所有的准备。 在这一年前,大姐已经去北京念书了。那一年里,每周末，我们四个:穿厚垫肩大衣的爸妈,小昭——手里拿我的政治书,帮我背，我们在初冬的傍晚,穿过各家的白菜堆,去给我大姐打电话。我也记不得我是不是很想我姐了。只记得那年寒假里的一个早晨,窗上的霜还没化,我姐回来了。我见她跳进屋,心里一愣:天那！她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姐姐带进一身凉气,手也冰凉的。她大叫着:火车可真脏,我衣服上什么病菌都有!我们家小小的临湖的房间一下子就满满的了。她从牛仔书包里掏出一只白绒兔子,有两只粉色的耳朵(它现在还躺在我的衣橱里)。

接下来的春天,我常常看见那些她从北京带回来的小东西摆在书架最上层:其中包括一个石膏刷金粉的小长城。北京，还有大学就慢慢地走近了。 那时我一定是缺乏意识：我没有看到小妹妹长高了,她开始有那么多我却没有的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也没有注意到爸妈那么多的牵挂；我没有一点儿兴奋地上了火车,却非常地害怕晕车。然而,几年后,当我从车窗里看到爸爸用鞋尖碾碎烟头;妈妈紧咬着嘴唇时,我心里总是被揪起来：生活的脚步就是离别的脚步。 北大女生宿舍楼旁有一排电话亭,每个周末我和大姐总是要排队排好久,走进每个小格间,味道糟透了,电话上还留着前一个人的热度。妈妈总是在电话里说:大宝带小昀去吃点好的! 过一会儿姐姐就把电话递给我让我说。我却只会说学习很忙,不累。接下来,大姐就会和我去打开水,然后和我挤在一张小床上。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先是爸爸秋天来看我们,然后冬天妈妈也来了。爸妈都住在姐姐学校的招待所,理由是我太忙不能太打扰( 我怎么会是那样?)。妈妈来的时候为我和姐姐买棉衣,去的是公主坟,回来时竟找不到小公共汽车,在冷风里走了好久。

我很少看到我妈做针线,那天回来后她坐在我下铺的床上给我缝帘子: 是绿色的卡通花布,受到过很多艳羡。妈妈当时在想些什么? 大学的第一年暑假,小昭来了。她童装打扮(虽然已经16岁),并且一身红,一个人就跑北京来了。她到大姐宿舍的时候已经一头汗,特别绒细的流海贴在脑门上。 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北大,捏着她汗渍渍的小手把她介绍给我同学。 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小昭去我班里向我借钥匙,都是在教室门口探出小小的头来,我总是飞奔过去,把钥匙塞给她,让她快走。 她总是恋恋不舍的。 小昭到哪里都喜笑颜开,讨人喜爱。我要去军训,收拾行李,洗衣服,她就跟在我左右。吃晚饭时,我特意去“学五”买茄合给她吃。很多年来,我都把她当小玩意儿。直到有一天她一语惊人。 后来她来清华的时候,我已经大四了。她一下子长成漂亮的大姑娘,我都浑然不觉。 那一年秋天,我姥爷出车祸去世了。 我在学校里什么都不知道。寒假里回到家,看到妈妈眼里有泪,满脸都是悲伤。她的手腕骨折缠着绷带。 我爸每年冬天腿都犯病,心情也就随之抑郁。我猛地一下子有了责任感,有一种无知的勇气,却无所事从。 然而过了春节,我依旧得回北京。

我妈的头发不够茂密,每次在我们走之前她会好好洗头,显得蓬松。 我爸拖着病腿一定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在北京读书七年,十四个寒暑假,没有例外。 オノ蚁不妒罴倮锘丶摇３ご喊簿擦顾。爸妈都非常忙,但总会找一个傍晚去南湖大桥,吃烤苞米,并且照相。妈妈总是穿花纱裙子,头发梢有自己烫的小卷。 湖边有一片小树林,模样越变越糟,后来常看到一群人练气功。但我们窗前的湖水连日色,却总没变。我还记得西窗台上的几盆花,一个是高大奇怪的仙人掌; 奶奶留下来的从没长大过的青石山; 再就是7月里刚刚种下的二月兰;有一棵妈妈引以为荣的葵红,挺着长颈;长春盛行的君子兰有时也立在角落里: 花盆里有小小的白虫子。每年夏天,我都爬到书架上把好几盆吊兰枯萎的叶子揪下来,浇水,换托盘。我并不喜欢花草,但它们是我们家的。 我小时候有个一起上学的好朋友,独生子女,曾住在我家楼上。他爸爸自己会做家具,刷地板。他家里雪白的书架上摆的全套古典名著都带单位图书馆的标签 (那时候借单位的书似乎不用还,至少可以摆两年),和书对应的是翠绿的硬塑料吊兰,真是整洁得寒气逼人。我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开头是,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同座看《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就和他比,看了哈代的一个严肃的节选。直到前两年,看了电影才知道那是《无名的裘得》。可以想像,我当时对父母的理解并不比我对书的理解深。但所有这些,悄悄地沉积在我身体里。 后来在北京和大姐、小昭住在一起,房间又大又明亮,我和小昭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回家。直到过了半年,我才慢慢觉得那是我家。我们每天给父母打电话,他们如果争吵,我心就提着好几天。后来我第一次带常豫回长春见我父母,我们四个人去“物贸”吃饭,吃的是羊肉丸子冬瓜汤。看到父母待他像客人又像亲人,真是奇怪的感觉。一下子就想,我总都是爸妈的孩子,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我爸在北京帮我们装修房子,有一个多月。可是房子修好了,他便回长春了。我那半年都浮躁不安,骑着自行车瞎跑,什么也没看到。等到两年后的“十一”,爸妈一起来北京。他们不让接,早上八点就在楼下按门铃了。他们拎着印有“会议纪念”的旅行袋,里面装着沉甸甸的月饼。直到现在,我妈都觉得硬梆梆的五仁月饼好吃。

北京的家是他们的家,可在这里他们却成了老人。 我们全家去北海,要坐满两辆出租车。我担心晕车,要坐在前座并且把头探出去。风吹到脸上紧绷绷的。一会儿,大姐打手机来,告诉我把头缩回去,危险! 北海公园里面很多人,我们买了一个会翻跟头的小猴子,又去坐船。大姐和爸妈坐在我对面。他们头上是白塔,还有塔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真是盛世。 2000年我快毕业答辩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四五月里的北京,我每天穿棉衣去打针。军队医院里似乎总只有我一个病人,静悄悄的。我小时候经常扁桃体发炎，每年要去儿童医院好几次,都是我爸或妈用自行车带我,因为怕我晕车。冬天的时候,工农广场前冰雪从未融化，爸妈就下来推着自行车走。爸爸问我要不要冰糖葫芦,我只要一小串。回到家吃药前,妈总用手摸我头看我是不是发烧。她的手冬天总冰凉,脚也是,要穿两双袜子。有个春天我爸带我看病,给我买了一个唐老鸭胸章,我把它别到黄色的夹克衫上,好几年。好的东西就那样,贫苦的时候不觉得艰辛,富有的时候不觉得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