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书

1938年5月底，梅津任日本第1军司令官。在一年多的任职时间里，梅津多次组织指挥日本侵略军以太原为中心，残酷镇压、清剿中国的抗日武装。　　日本在诺门坎事件中吃了亏。1938年9月，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植田谦吉大将因此辞去关东军司令官的职务。为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挑选一名头脑冷静、多谋善断的人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性情温和、头脑清晰、办事极为慎重，对重大事件态度坚决果断，曾在二二六事件后肃军有功，而“何梅协定”更为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创造了条件，因而深受天皇和军部人士的赏识。1939年9月7日，梅津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并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1940年8月，晋升为大将。梅津就任关东军司令官主要有两个任务。其一是重建和加强关东军，自诺门坎事件以后，关东军损失很大，必须从人力物力上加以补充；其二是加速对日本的宿敌苏联的作战准备。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受到很大冲击。6月下旬，日本接连召开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围绕对苏开战问题进行了讨论。梅津认为苏德开战以后，苏联势必成为日本的现实敌人，日本应该优先解决北方问题，然后再解决南方问题。

通过了《形势的发展及帝国国策纲要》。纲要指出，“帝国要致力于解决日中战争问题，并视形势的变化解决北方问题”。7月2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上述纲要。为准备解决北方问题，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和集中，并将此行动称之为“关东军特种演习”，简称“关特演”。梅津此时正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是这次“关特演”的具体指挥官。这次对苏作战准备，除动员了关东军和朝鲜派遣军之外，还动员了驻内地的部队。关东军的兵力倍增，最多时达100万人。对北方的武力行动确定在远东苏军西运参加苏德战争，德军进攻顺利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开始。但是，后来由于西运的远东苏军人数很少，又受到季节的限制，大本营遂于8月9日放弃了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1942年7月14日，关东军进行改编，新建立了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山下奉文和阿南惟几分别被任命为第1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部也随之升格为总司令部，梅津大将也升为关东军总司令官。此后，梅津全力以赴，加紧督促部队训练。他频繁前往第一线部队进行视察，慰问第一线士兵，为他们鼓气。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关东军处于全盛时期。

后来随着日军在其他战场的失利，从1943年夏季起，关东军的兵力不断被调往其他战场，起到日军战略预备队的作用。　　 1944年，战局发展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不断加剧。东条内阁陷于四面楚歌之中。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根据东条内阁的提议，梅津接替东条担任参谋总长，负责全面的侵略战争。梅津竭力想挽回败局，最终却无力回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告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日本政府决定派重光葵外相作为文官代表，派梅津参谋总长作为军部代表参加日本投降书的签字仪式。9月2日上午，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签字仪式。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参谋本部在投降书上签字。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在受降书上签字。此外，美英苏中等国代表也分别在受降书上签字。　　1946年1月，根据波茨坦公告惩处战犯的规定，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特别公告，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及惩处犯有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首要战犯。盟军最高司令部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先后以重大战争罪犯嫌疑名义，逮捕东条英机等人。

梅津虽然长期身居军队要职，罪恶多端，但是美国方面却没有把梅津列入战犯名单之内，后来，苏联检察团根据梅津担任关东军司令官达五年之久，提议以重大战争罪犯嫌疑加以逮捕。1946年4月29日，梅津以及外相重光葵被逮捕，并被关进巢鸭监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上午在旧日军陆军省内开庭审判。在审判期间，梅津仍坚持其顽固立场，拒不认罪，并声称人世间不会对他做出恰当的评价，只有上帝才会对他做出公正的裁决。远东国际军法庭于1948年11月20日判处梅津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于1948年2月因患直肠癌住进同爱医院。1949年1月8日，因肺炎病死。　　梅津虽然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长期身居军队要职，但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却很少。自己从不写日记和笔记，而且总是拒绝为别人挥笔题字。他一生只为母校熊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书写了匾额。　　（肖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