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上将（右）与吕文贞少将在一起

淞沪抗战时，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常到前线视察战况。淞沪属于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其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白崇禧认为冯玉祥不亲临前线指挥，便向蒋介石建议改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被蒋介石所采纳。　　对于保卫首都南京，白崇禧本来认为，“南京是总理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但白崇禧在军事会议上见蒋介石首先宣布防守南京，便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后来，南京未能坚守，仓促撤退，损失很大。　　1938年3月24日，白崇禧随蒋介石到徐州、台儿庄一带视察。事毕，白崇禧留下协助李宗仁指挥。在此期间，白崇禧除协助李宗仁策划部署之外，还经常代表蒋介石到前线慰问部队，鼓舞士气。中国军民英勇奋战，与日军台儿庄交锋获捷，顿时举国欢庆，民心大振。国民党武汉行都游行人数超过10万，游行队伍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　　1938年7月中旬，正值武汉会战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治疗牙疾不能主事。蒋介石于7月17日命令白崇禧代理战区司令长官职。

白崇禧接任后，进一步部署保卫武汉的外围部队，取得较好效果。10月25日，军事委员会下令放弃武汉，防守武汉的部队逐渐转移。10月下旬，白崇禧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　　1938年11月，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第四战区（张发奎）、第七战区（余汉谋）、第九战区（薛岳）。　　继武汉会战之后，白崇禧又相继参与指挥南昌会战、桂南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取得较大的战果。但是，在指挥昆仑关作战时，由于未能按照命令击退日军，白崇禧被蒋介石召回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从此至抗战结束，专司幕僚。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与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旨意，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蔑中共抗日武装“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此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奏。两个月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白崇禧提出过许多建议并被采纳。

1939年，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参谋总长与军训部长、航空委员会委员、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于校阅成都空军回到重庆后，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条建议，均被采纳。即：第一，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第二，设立空军军士学校。第三，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　　作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比较重视军队训练。1939年冬，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的需要，白崇禧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白崇禧认为，“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为用兵之道。此外，最要者，革命军应加强政治训练与教育”。这是白崇禧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悟出的道理。抗战胜利后，白崇禧搜集有关军事教育材料，参考当时国民党军情，写成《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　　1946年6月，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蒋介石之命，于3月17日飞抵台湾处理。

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命令在九江设立国防部指挥所。白崇禧得以在前线直接指挥部队，对抗大别山区的中共刘邓大军。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白崇禧也曾有过“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两手准备，甚至秘送黄绍到香港找李济深调停他与中共的矛盾、派人到石家庄与中共领导人密谈。但其求和的实质是要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的胜利，白崇禧的这种指望落空，被迫率部队由武汉溃退湖南和广西。　　1949年12月，白崇禧本人飞往台湾。1950年，白崇禧出任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因心脏病在台北去世，终年73岁。　　（刘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