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劳动分工相联系的必然是学术竞争机制的完善和学术传统的形成。这对于多出学术产品和精品非常重要。其实，衡量学术精品的真正标准是学术传统，因为只有内行才能真正对学术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学术传统也还是一个学术信息的系统，只有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需求，才能形成市场价格，才能了解需要多少投入，才能够计算成本收益。而我们目前的科研评价标准或立项标准往往是社会的。我不是说社会的标准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的学术成果的最终标准必定是社会的。只有经历了长时间的社会考验的成果才可能是精品。但是鉴于这种长时段的评价往往不可能，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甚至部分的自然科学成果也是如此（只有部分技术型产品可能会有即刻的评价），因此只能靠学术分工形成的学术传统内的学人来评价。否则陈景润的成果一定不被人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当代的宏大的现代化话语中也一定不被人接受。我们目前由于学术分工不明、学术传统不足，因此就总体而言学术评价机制比较糟糕。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被标签为“精品”，也很可能不精，有的甚至很糟糕。应当说，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从总体上看缺乏足够的学术公信力。

说到学术传统，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尤为缺乏，特别是缺乏实证研究。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主要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进来的，而且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相对说来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对基于经验和实证研究的知识需求也会增大，因此从总体上必然出现一个知识类型或知识格局的转变，即在通常的“文科”中，社会科学必将且应当有一个更大、也更快的发展。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本来就缺乏，而且由于缺少这种学术传统，我们目前有许多号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太人文化，太哲学化，往往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由于这些研究项目往往题目很大，有所谓的广阔的哲学关怀，又是从宏观上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却往往容易获得现有的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获奖，产生了不好的引导作用。相反，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那些真正细致的实证研究，会被认为“题目太小”，缺乏普遍意义，往往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推荐，甚至很难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而事实上，实证研究更需要经费支持）。而没有实证研究，所谓的理论研究或创新就只能是空对空，只能是对概念的注释，只能是玩文字游戏。

甚至就这种所谓的科研成果展开认真的学术批评也很难，因为它大，也因为它空。 因此，这样分析的结论就是，极端一点，至少在一些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中，我甚至怀疑诸如精品战略这样的提法或与之相关的措施。所谓精品战略的基本假定是，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什么研究可能出精品，出高水平的成果；并希图通过某些措施来促进“精品”的出现。但是在科研中，除了某些实用性研究（攻关），某些技术成果的转化，还可能采取这种战略，在基础性研究中，研究结果往往是高度不确定的。精品的确认一定需要时间和市场。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往往年事已高，但令其获奖的作品却是其年轻时的成果。这表明，基础性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成果评价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说时间其实还不准确，时间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学术市场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学术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时间长才可能是精品。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到，有时学术传统和同行评价也都不是可靠的。一个学科传统有时也会构成一种偏见，需要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加入新的知识和传统，需要交叉学科。真正可靠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时间。因此，强调出精品的思路中或多或少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因素。

我并不是不急功近利，只是知道有些研究不可能急功近利，否则是既无功也无利。如果我们真正想出精品，要急功近利，那么可能惟一真正有效的标准就是劳动分工体制和由此形成的广义的市场（包括学术的市场）以及竞争。但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了。 注意，学术传统的建立是在竞争中产生的。这种竞争一方面是社会需求，这是外部制度制约；而另一方面就是学科内部的批评。目前国内的学术批评特别是社会科学界是很不够的。这首先是因为学术批评曾经是一种剥夺学者政治和学术生命的武器。恶劣的记忆带来了至少是两种禁忌，一是警惕任何批评，特别是那些可能具有政治意味的，一遇到这种批评，就会警觉起来，力求不让这种批评发生；二是自己也不愿批评了，既然批评已经被糟蹋了，也就自觉不做那些有嫌疑犯忌讳的事了，这叫做“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需要时间，但也更需要学术的批评来改变这种状况和心态。批评多了，可能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其次，是因为中国学术群体还太小，流动性也很小，计划经济的痕迹在学术界留下了很重的印记，因此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一个熟人圈子。这个熟人圈严重阻碍了学科内部的批评。

只要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现，近年来，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批评和交锋几乎都是跨学科，跨单位的。例如葛剑雄、曹树基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批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1期；曹树基对王铭铭的批评，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1期，页119-133；有关“长江《读书奖》”的争论，请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对经济学家例如盛洪和樊纲的批评，请看，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因此，增加学术的产出，增加学术批评的数量居然成了展开学术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表面看来，这似乎没有道理。但是有道理的。产出多了，关注点势必也会多了，即使有批评，大家也不会只关注一点，学术批评的压力就自然而然减小了。人一多，大家的关系也就不可能都那么铁，那么“哥们”，也就拉得下面子批评了；久而久之，熟人之间也会展开和接受批评，不会认为是“找茬”

、“挑刺”了。 甚至，更大量的产出，哪怕不都是精品，还有维系和支持这个学术竞争和批评制度的意义。多了，人们的鉴别力才能得以提高。事实上，人们并不是通过读少量的精品来培养其鉴别力的，而是通过比较培养起鉴别力的，这样才可能发现流派，并促成传统。分类的出现其实与数量有很大的关系，而不仅是与差别有关。还必须指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科研上也是如此的。大量的非精品和最终的少量精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判断），而且是必要的（规范性判断）。因为，只有在大量的科研成果的竞争和演化中，才可能最终涌现公认的“精品”。因此，在改革现有科研体制的前提下，更大量的投入，吸引更广泛的人参加科研，产出更多的哪怕是粗等的产品，但只要不是自我复制，只要是逐步推进，那这就是精品出现的前提。而且，也就在大量的产品竞争中，才可能形成流派。“独孤求败”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其实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