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著作的翻译构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诸多活跃的法学人几乎都有过翻译的经历，或直接间接地得益于法学著作的翻译。尤其是在广义的理论法学界，如高鸿钧、贺卫方、梁治平、刘星、米健、沈宗灵、王晨光、舒国滢、夏勇、信春鹰、许章润、张文显、张志铭、郑成良、郑永流等作过不少翻译。而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哪个部门法的学者完全不受国外的影响。最典型的可能是民商法领域，在方流芳、梁慧星、孙宪忠、王利明、王卫国、徐国栋、郑成思等学者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德国、日本、英美、罗马法的影响。即使刑法领域，看起来似乎改革开放以来（此前主要受前苏联影响）受国外影响不是那么大，但仍然可以从储槐植、张明楷等人的著作中看到英美和日本的影响。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至于间接地受外国法学研究影响的则更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的法学基本是移植的。并且这个移植基本是成功的。

但是本章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回顾过去的1／4世纪中的法学翻译，本章的关注点将一如既往为了面对未来而着眼于法学翻译中存在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坚持一个法律人的立场，我仍然侧重于从制度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并且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提出一些也许并不一定有效的建议。我运用的材料主要是我作为法学著作的翻译者和组织者的一些经验，以及过去10年来对法学著作翻译的观察和思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参与性观察的产物，尽管更多是事后的分析、理解和反思，而不是当时的记录。 这样一个研究的意义，在一定层面上，甚至是超越法学研究本身的，甚至会触动目前流行的翻译理论。因为，尽管学术著作翻译是一种人文的工作，有关翻译的研究也一般属于人文的研究，我却力求将这一研究转向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且事实上，我提出了一个先前的翻译理论未关注的问题翻译的制度问题，尽管我的回答未必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