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许多患者在年迈体弱或身患残疾的父母面前，在对峙问题上常常发现自己陷入了痛苦的窘境。他们常常处在对父母既可怜又憎恶这种极为矛盾的情感造成的两难境地。在有些人的心中，关心父母这种基本的人类责任感同对父母要求的高度敏感交织在一起。“对峙有什么用，”他们说，“我要是几年前这么做就好了。现在他们连记都记不得了。”或者“如果我同妈妈对峙，她会再一次中风发作。为什么我不让她平静地走进坟墓中呢？”可是，不采取一次对峙行动，他们又觉得自己的内心更难以平静。

我不想对其中的困难轻描淡写，但是，父母年迈或多病这一事实未必就意味着对峙成了不可为之举。我建议患者同父母的医生讨论一下情感压力带来的后果，确定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中有无重大危险。如果有的话，那么还有别的替代办法取代直接的对峙，使你即使已决定不对父母直言相告，也可以说出心里话。你可以写对峙信，但是不要发出去。你可以把信读给父母的照片听，可以同自己的兄弟姐妹或家里人谈，或者，如果你正处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还可以用转换角色的方法同父母对峙。在此后的“同故去的父母对峙”这一部分里，我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技巧。 在我诊治的一小部分全职照看一方或双方父母的患者中，这些技巧也被证明是有效的。如果你的父母现正同你住在一起，依靠你来照顾，你更为开诚布公地处理你们之间关系的努力也许会减缓你们之间的紧张，使你照看者的角色变得更容易一些。但是，也有可能对峙会产生不和，使你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如果对峙会使父母对你更加怨恨，而你现有的居住条件又不允许你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那么就可以选择某些替代办法代替直接的对峙。 “我不能这么做，她的身体状况承受不了这个”

我们在第四章认识的乔纳森拒不同女人交往，因为他一直在同不断催促他结婚的母亲对抗。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他决定该同已经82岁的母亲把许多事情谈一谈了。自几年前心脏病发作以来，她的身体一直很虚弱，但是却依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对乔纳森的事情指手画脚。到母亲那儿去了一次又一次，但他只能痛苦地缄口不言。 我可怜她，但又对她管着我十分怨恨。可我担心如果现在说出来，那就等于要她的命，我在良心上可不愿那么做。所以我还是扮演好孩子的角色。我为什么不在15年或20年前对她直说呢？那时她身体要好得多，我自己也可以减少许多痛苦。 在这一点上我提醒乔纳森，对峙并不意味着要攻击对方。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以一种有节制而温和的方式排遣他怨恨愤怒的情绪，他就会发现说实话同回避问题相比，前者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内心宁静。我不想催促他做后果对他来说难以承受的事情，但是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机会，即同母亲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将提高他们之间关系的质量。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现今针对疾病缠身，处在弥留之际的父母们及其成年子女所做的工作，此项工作表明，实事求是地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致伤及父母，而且常常给有关各方带来亲和感和舒适感。 乔纳森的做法是置自己的情感于不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告诉他这样做是对他与母亲共度的这段残余时光的极大浪费。 乔纳森又斗争了几个星期。在我的催促下他同母亲的医生谈了话，医生让他放心，母亲的病情是稳定的。 我先引入正题，问她知不知道我是怎么看待我们两人间的关系的。她说她闹不清楚为什么我在她面前总是烦躁不安的样子。这样正好等于替我打开了一扇门，使我得以平静地告诉她，她对我的控制欲是怎样影响了我的生活的。我们谈了几小时，我说了自己也没料到我竟会说出的话。她为自己辩解，她生气了，她对许多事情矢口否认……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沟通的。有好几次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紧紧抓住我的手。事后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宽慰。我以前怕见她，可她也就是个弱不禁风的小老太太呀。我简直难以相信这么多年来我竟不敢对她表达自己的看法。 乔纳森一生中头一次对母亲以诚相见，有效地改变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基调，觉得自己终于卸掉了一个大包袱。

他也得以实事求是地看待母亲，不受往昔的回忆和恐惧的干扰。他现在能够适应得了她目前的现实状态，这同他内心深处那个小孩记忆中的强悍、包揽一切的母亲大不相同了。 乔纳森同母亲的对峙产生了某些积极的结果，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年迈多病未必能使中毒的父母更乐于接受事实。有些父母晚年会失去锋芒，面对自身的末日可能会使他们更易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而有些父母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便越加死抱着原有的观念、虐待子女、无端发火这些行径不放。对你实施攻击或许是他们知道的排解自身消沉和恐惧情绪的惟一手段。这些父母也许会带着愤怒和仇视的心理走进坟墓，甚至连承认都不会承认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把必须讲的话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