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而且在编者按中第一次称他为“信息战学科带头人”。不久，《新华文摘》将此文作为要目稿全文转载。 随后他出版了包括《信息战》的姊妹篇《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等20多部专著，发表200多篇学术文章，一些文章被译成英、德、日文在国外数十家报刊转载和引用。 2000年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

对沈伟光心存期待的傅全有总参谋长为丛书作序时这样写道：“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 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沈伟光看到中央军委对信息战的积极反响，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个从前的军事参谋、现在的“民间战略家”，沈伟光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责任，他不辞辛苦，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单位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听了他的报告后，称赞 他：“搞学术研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开放思维。”国防大学一位专家对沈伟光说：“我就佩服你敢于提出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你的 思维方式。”《中华英才》称他是“全球最先按响信息战警铃的人”。

第四辑沈伟光 （2）

杀机孕于无形——“地才”战争博士 兰德公司的毛文杰在北京听沈伟光锋芒毕露地诠释信息战理论时，突然停下笔，和颜悦色地问沈伟光： “您毕业于哪一所大学？” “您猜一猜？”沈伟光没有直接回答。 毛文杰耸耸肩，两手一摊：“我查过你的很多资料……难道有 疏漏？” “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我40年的人生经历中，不曾有过大学深造的机会。很遗憾，就是高中的课程，我也没有念完。”沈伟光的眼里放射着自信的光芒。 “唔……真不可思议……唔……”毛文杰愣住了，不停地发出惊叹声。 沈伟光上小学那年，正赶上1966年“文革”。当时的学校已不是一片净土，学生们在学校里所学极为有限，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开门办学”等成为学校的重要生活。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沈伟光无疑都经历了这些。 如果说小时候的沈伟光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他特爱动脑子，特喜欢异想天开，尽管当时的生活非常单调。他父亲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是他家惟一的奢侈品，出于好奇，沈伟光三下五除二，把它拆了个稀巴烂，最后连修都没法修了。原来家里每天还有样板戏可以活跃气氛，“熊猫”一去，家里没了一点声音。

父亲虽痛惜心爱之物，但并没有责怪沈伟光。沈伟光也变得安静了，把兴趣转到了小人书和小说上。久而久之他对作家充满了敬意，立志长大后当一名小说家。于是他在9岁时就悄悄向报社、杂志社投稿了。他模仿浩然的《房东大娘》，写了四五千字的小说《房东大叔》《房东大婶》系列，每当稿件投出，他就会站在门前等待邮递员为他送来好消息，可每次得到的都是退稿信。 那个年代他不知向报社投了多少篇稿件，可一篇也没被采用。直到1981年他在部队写的一篇简讯被《人民前线报》采用后才算正式开始了他的成功写作。 沈伟光在杭州第十四中学初中毕业后，升到杭州第七中学读高中。1976年，高中毕业前夕，沈伟光来到了部队，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临行前，他交给姐姐一个沉沉的包，那里有他的100多篇习作和少年的梦想。 在部队，沈伟光的写作热情空前高涨，连队里黑板报的文章几乎被他包了下来，后来他的文章出现在军营内外的许多报纸上，他因此被称为军中“小秀才”。 沈伟光的文章见报率越来越高，编辑很快就注意到，他的文章不但观点新，出手快，而且针对性强。

特别是《对越作战的4个变化》《从老山作战看军训需要》《谈谈后方配置地域问题》《论捕捉战机》等文章，被某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大加赞赏。据称傅全有就是看到他的《论捕捉战机》一文才调他来当秘书的。尽管沈伟光没有文凭，但将军看中的是他的才华。 有一天，沈伟光终于发现自己对军事学术的兴趣已远远大于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时，他对军事学术的研究便由自发转为自觉了。《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社会网络化趋势和国家安全观》《网络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信息战对军事领域的十大影响》《信息边界：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问题》《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他的一系列全新的论文不断见诸报端，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军事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新华文摘》5次全文转载他的文章。 沈伟光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当参谋时，为了提高军事理论修养，他不止一遍地通读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并记下几千张卡片。由于在中学时没有读到很多古文，为了理解《史记》和《资治通鉴》，他翻烂了几本古文工具书，终于读了下来，为了增强古文的阅读兴趣，在通读以上古书时，他用写文学剧本的方式，写出了15万字的电视剧本《战国风云》。里面的“合纵连横”

，后来则成为他《信息战》一书的重要内容。

第四辑沈伟光 （3）

关于他的治学，还有一段轶事—— 2001年初，沈伟光致信《北京青年报》，对《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词条提出异议。他认为“词典”中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和“不完整”的。 他的理由是：信息战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不能相互替代。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在未来信息战中，“争夺信息控制权”即“制信息权”，不仅仅在“信息领域”开展，更多的是在非信息领域展开，因此，它也不是用“作战行动”这样的词所能概括的。如果用“对抗双方争夺信息的战争”，就比较确切了。 另外，他认为作为释文，“作战对象是对方的各种信息系统以及有关设施，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是不完整的。因为信息战也是把人作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只是把“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因此，“单就军事意义讲，信息战作战对象是对方的认识系统和信念系统”

“认识系统即指信息系统和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信念系统则指人的思想、精神和思维能力，而这是信息战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既可以影响和削弱对方的指挥控制能力，又可以影响、制止或改变对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动”。由此《新华词典》“信息战”的释文是“见物不见人”，是不完整的。而信息战的“任务是获取、使用和控制各种信息，对对方获取、使用信息实施干扰和破坏，以取得信息优势”，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信息优势的取得，不仅仅取决于制信息权，还有赖于人的精神优势”。 沈伟光没有读过大学，这的确是他人生的一个遗憾。尽管他也有过获取大学文凭的机会，也曾做过努力，最后都是因为工作调动频繁，放弃了这些机会。他的理论成果得到社会肯定之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兰州军区都邀请他去讲课，也有好几家高等学府同意他破格报考研究生。但由于工作与学习上时间的冲突，他都婉拒了。在人生天平上，他觉得还是事业重于文凭。 可怕的信息战武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指上 1998年秋天，奥地利的林茨市将举办第19届电子艺术节。他们将邀请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还准备邀请50位世界著名的电脑“黑客”

一展身手。 林茨市位于奥地利的西南方，一直是奥地利国内钢铁工业发展的重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林茨市政府试图在资讯潮流中转型，找出一个适合林茨市的发展方向并兼顾文化的保存及交流。凭借着过去工业发展的技术，当地政府希望能借着“科技”“社会”与“文化艺术”三者的结合，为林茨市找到一个新的定位。1979年起，当地市政府与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合作，举办首届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包含一系列的论坛、展览及多场艺术表演，形成年度盛事，被称为计算机世界的“联合国大会”。 奥利地第19届电子艺术节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电子艺术节日。自海湾战争之后，信息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热点。有关信息战的文章、书籍、研究报告汗牛充栋。各国的军备竞赛也同时瞄准了如何打赢信息战、制定21世纪的战略决策。因此，主办方把全球关注的热点——信息战，作为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 在讨论邀请的演讲专家名单时，有人突然提出：中国从没有人走上过这个讲台，能否试试邀请一位中国的信息战专家。 提议很快受到主办单位的响应。他们把“信息战，中国”两个关键词输入了因特网。

搜索结果却令人遗憾，在中国区域网址上显示没有合适的对象。操作员无奈中正要点击“后退”，突然，计算机屏幕上出现了一条“信息战，中国”的信息。这条信息就是来自美国著名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查理斯·B·埃弗雷特的那篇文章——《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文中提到：“世界上最早提出信 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 为了邀请到沈伟光到会，主办方特地聘请一位汉学家英格丽小姐到中国寻找这位神秘的“信息战之父”。 英格丽小姐首先来到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难道埃弗雷特虚拟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信息战之父’？” 英格丽小姐十分纳闷。 这时一位知情人给她提供了一个信息：你不妨去国务院打听 一下！ 几经周折，英格丽小姐最后才在一位奥地利裔的中国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沈伟光。当她得知沈伟光的身份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沈伟光在英格丽的盛情劝说下，答应了主办方的邀请。 按照规矩，沈伟光应该将发言材料事先打印出来发至主办方，为演讲时同声翻译作准备。然而，沈伟光告诉英格丽小姐：他不会电脑打字。

英格丽小姐连连叫道：太传奇了，太传奇了。 沈伟光给电子艺术节组委会寄去了《迎接信息战的挑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沈伟光把信息战的理论进一步详解和深化，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挑战进行剖析。他指出，现代科技引发的全面信息战，是指交战双方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全球性对抗。而信息侵略则是全面信息战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他预言信息战还将导致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未来战争可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了，打零死亡战争；战争可以是无形的，能够在寂静的战场进行，看不见敌人，没有前后方，只要网络能够触及，信息能够栖身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战场；战争不只是通过军队，同时也可以通过全社会网络来进行；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惟一的发起者，战争也不一定都是国家、阶级、政治团体操纵的机器。战争开始向民间化发展了，所以战争需求必然会成为大众参与的新兴产业。” 但是在前往奥地利的途中，他忽然想到了林茨市正是希特勒的故乡，一种莫名的悲哀袭扰着他。 沈伟光原来总以为信息战比传统武力战来得文明，可以减少流血而达到战争目标。

这种假设在信息未全面普及时或许还有道理，因为这时出现的信息战是有限范围的，是局部的信息战，但如果一旦世界真正网络化了，真正出现地球村，那么信息战的破坏性就会真正显现出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他作了这样的设想：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包括破坏和瘫痪敌方的军事、金融、电力、交通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一旦这些生产的、生活的，还有武器装备系统等等遭到信息战的攻击，停电、断水、交通瘫痪、战略武器包括核武器失控，情景真是不堪设想。就在20世纪末，这种可怕的信息战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沈伟光还意识到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巨大折磨。因为“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在他的理论中，信息战真正的意义是攻击人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在未来的网络社会里，“每个芯片或许就是一种武器，每台电脑都有可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单元”

，如果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来发动信息战，那么遭殃的可能是全球，更多无辜的国家都可能陷于瘫痪。这样人类就出现一个严重的隐患：即只有网络化的发展而没有具有制约意义的信息安全的建设。 沈伟光越想越觉得先进的信息战对人类的危害可能防不胜防。他心里沉重起来，便决定另起炉灶撰写演讲论文，题目叫《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沈伟光出现在电子艺术节演讲会场时，数百名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把目光聚集在这位陌生的中国人脸上。沈伟光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奥地利政府派出总统的翻译官给他作同声翻译。主办单位还把演讲实况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 沈伟光这次演讲共谈了三个问题：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已经开始，各国军队为打赢信息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已具备一定的信息战防御能力和潜在的信息战反击能力；二、信息战正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三、对信息战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必须清醒认识，努力遏制其发展。 人们刚刚开始热衷于研究如何打赢信息战时，沈伟光已大胆地提出了“遏制信息战”的新观点，警告人类“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在与会专家中产生了轰动效应。

沈伟光的演讲一结束，立即成了数十位记者包围的对象。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他：“沈伟光先生，坦率地讲，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并不发达，为什么信息战的理论却会首先在中国出现？” 面对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沈伟光十分自信地回答：“中国的技术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是，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他环视一下记者们赞许的表情和目光，接着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作为一种智慧的思考，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早在2500年前就说过一句名言，它实际上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和宗旨——‘不战而屈人之兵’。” “OK！”记者对沈伟光的表现非常钦佩。 沈伟光离开奥地利前夕，陪同的人向沈伟光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沈伟光进入奥地利后，地方当局专门配备了两名警察为他“保驾”。有人这样解释说，当局或许担心这位来自中国的信息战专家，会在人们不经意时窜到网上置放一个“逻辑炸弹”。 沈伟光摇了摇头，说：“我连电脑打字都没学会，哪有什么门道到网上搞名堂？”

第四辑沈伟光 （4）

指点国是：“制造革命”“思维战”与军事全民化 1991年，沈伟光转业到地方，无论是在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还是在国务院机关上班，他都是备受中央高层关注的人物。一方面他在本职工作上勤勤恳恳，建树独到，另一方面，在投身地方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信息战理论的研究。人称沈伟光是中央高层看好的“两栖专家”。 在浙江省委工作期间，思考改革开放的“中观”战略，为高层决策提供可行性方案。在贫困山区，他写下了《对丽水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在杭嘉湖水乡，他起草了《抓住机遇，接轨浦东》的报告；在浙中腹地，他蹲点解剖典型，总结了东阳横店发展经验等等。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与人合著《论社会主义本质》和《2000年的中国》等书，并独自完成了《信息时代》与《信息社会的能量考察和人类的远程设计》的书稿。 1997年2月，他50多万字的《制造革命——信息社会的能量考察与人类的远程设计》 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作为“国是论衡”系列丛书推出，着力表达了一个观点：过去的一切社会变化，是我们无法驾驭的。而未来社会的一切变化，却完全可以由我们自行策划制造出来。

他说：“人文的时代，人类只能幻想未来；而信息和生物革命的时代，人类却仿佛可以设计、制造，甚至批量生产未来的一切因素。”他把“制造革命”比成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射精”。这部著作后来引起的文明和未来思考席卷整个中国。 在长期的研究和探求中，沈伟光的一系列理论和建议前赡性强，令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耳目一新，拓宽了决策者的思路。 他提出的建构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军事威胁不只是大兵压境，来自网络的威胁同样值得警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网络上的经济打击应引起高度重视；“文化侵略”“生态侵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因此，可以说，沈伟光信息战理论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迫使我们必须把国家安全的视野，由关注国家主权、领土不受外敌入侵，防止外来的政治干预、颠覆、经济封锁与制裁，扩展到关注国家“总体安全”与“综合安全”的大战略层次。 在沈伟光心中，信息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如果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那国家将是混乱一片。

他说，信息战与武力战，犹如人的大脑、神经与四肢，缺一不可，应该是相互补充、配合，才能发挥各自的最佳效能。此外，信息战必须有武力战作后盾，否则只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但他同时又强调，研究信息战，不是为了发展信息战，而是为了尽快建立信息战遏制战略，为了遏制新的战争恶魔肆虐人类，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安全环境。就像中国研制核武器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制止核战争一样。 “思维战”是沈伟光1993年就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在中央军委引起不小震动。 对于战争，人们历来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识，即把它作为一种有形事物来认识，来研究。比如战场上枪炮拉锯式的进攻、肉搏战、冲锋陷阵等，都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战争无形的特征却被人们忽略了。沈伟光的“思维战”就是一种无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形态。他认为，任何战争的动机都源于人的大脑思维。要遏制战争、消灭战争，首先要研究铲除人的大脑思维的战争源和各种奢望。他在他的《思维战》一文中说：“思维战争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概念，是具有信息、知识禀性的非武力的战争形态，它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危机、冲突和争端进行控制和协调。

在与综合国力和威慑相结合的条件下，具有以不诉诸武力的思维方式缓解矛盾、消除威胁，以防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的机制。”国防专家王培安也认为，战争将是一种脑力思维战，将由硬打击转为软毁伤，由血与火的战场搏击转为精神、意志和智慧的角逐。 沈伟光根据思维战的理论，铸造出一个所谓“思维战特种旅”，它是军团群的核心旅，是未来战争中制造思维、创新思维，将思维转换为打击能量的生力军。他在著述中通过对思维战的形成、特征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对策的分析，将这种战争揭示了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人类研究战争、遏制战争，最终消灭战争提供一种契机。 在“思维战”的基础上，沈伟光又提出国家应培养“能回家打仗”的军事人才。他发现，信息技术的通用性能填补军与民的鸿沟，因为信息战模糊了战场与社会的界限。在类似的信息平台上，那些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专家，如果易地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观察、思考，同时可能成为新的战争舞台上真正的英雄。因此，他向中央建议筹划建立我国第一个信息战研究所，建议国家成立信息战学院，其目的就是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完善信息战理论，培养信息战研究人才。

另外他还有意在一些军内外高等院校开设相关课程，普及信息战知识，以造就一大批21世纪国防建设的急需人才。 中央有关部门对沈伟光的理论和设想给予了充分肯定。沈伟光的很多建议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有的进入了议事日程。2000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向全军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信息化正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