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

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月3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

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年7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

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4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香港《明报》1998年5月28日登载了“香港第一笔”陶杰先生的书评《国民素质的忧思》，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上承鲁迅和梁启超的创见，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素质忧思录》引录了大量当代的社会事实，推翻‘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神话，揭破当代中国人低素质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见的好书。” 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载了香港作家余闲先生的书评《针砭中国人的素质》，文中指出：“作者用具体事例和调查数据说话，并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辟见解。”

……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观念枷锁》一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如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应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时，购书者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只好请来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的读者还给他送来了花篮；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延长到三个小时，直至把事先准备的数百本书售完为止。《观念枷锁》的繁体中文版在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在境外华人中再次广为流传；美国“汉林网上书城”

作了转载，香港几家报刊作了评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99年2月2日致书解思忠表示对书中观点“赞成膜拜”。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也都撰写书评，一致给予好评—— 王蒙在上述那篇书评中还写道：“前几年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便因了它的实在与尖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现在，他又写出了《观念枷锁》一书，从咀嚼和推敲我国人民中习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谚语熟语套语出发，提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问题。这本书同样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尖锐性：它是从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提出的，不是从新潮理论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板中搬运过来的；它针对的是国人的灵魂，国人的积习，国人的约定俗成的价值系统与被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强化了的保守性和封建性社会、文化命题。这还能不尖锐吗？这还能不被一些人喝彩而同时使一些人痛心疾首吗？然而，它又是实事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众化的一部书，它与靠情绪化的激烈与辞令铺排上的力度来行文的书生之作是多么的不同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刘吉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同志的文风好。

这些观念如果被某些理论家一写都可以洋洋万言，或满纸套话，或枯涩难懂，或许用心是好的，但如同一把锈钥匙去开一把锈锁，急得人一头汗，还是打不开。但是，《观念枷锁》一书，道理是深刻的，文字是活泼的，行文如流水，食之如甘泉。好内容与好形式的完美结合，这就是读完本书的一个直接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是一位使命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一方面从政，一方面勤奋地写作，二者相辅相成。虽有‘官身’，却很少拿‘官腔’，说‘官话’，更不摆教师爷面孔。文风朴实、亲切，明白、畅达，不操‘新华体’，不陷党八股，不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没有那些浅薄角色常有的居高临下和良好感觉，更不属于鲁迅讥之为‘一阔脸就变’的一路。他是勤勤恳恳地奉职、做事，勤勤恳恳地为人、作文。” ……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

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解为50项，每项独立成篇；出版之后，再度获得好评，至今常销不衰。据报道，浙江一退休教师募集资金12000元，购买了数百本《国民素质读本》，于2001年教师节在绍兴市与他人自发组织了向教师赠书活动。河南一位民营企业家一次就购买了1000本《国民素质读本》，发给本企业的职工学习。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许多媒体都以《解思忠完成“国民素质三部曲”》《解思忠与他的“国民素质三部曲”》等为题作了报道。《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这三部作品，不仅内容都围绕着国民素质这个主题，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有机联系——《国民素质忧思录》指出了国民素质的缺陷，《观念枷锁》从观念层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国民素质读本》则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讲解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正好构成了“国民素质三部曲”。

继上述四部作品之后，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大学生素质读本》《素质与命运》与《国民素质演讲录》，共计8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中国企业家的现代化》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到各地作演讲，并为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作研究咨询。 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忧思的同时，也对体制表示了忧思——目前的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政治体制改革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状态，不仅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国民素质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1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与写作；他不仅是国民素质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实践者”与先行者——近年来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关注与重视，与他持续多年的大声疾呼不无关系。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他曾应邀在该校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的演讲；演讲结束前，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

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

第二辑解思忠 （6）

用“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九十年代的健康观应该是学会自我医疗与自我保健。”也就是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寄希望于社会能为你承担什么责任；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也是同样——提高素质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所以，他近年来又将自己的国民素质研究延伸到人生科学的领域。关于人生科学，他通俗地将其解释为“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学问”；据介绍，1994年已成立了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解思忠在对人生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堪称人生智慧宝库，几乎涉及到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而浓缩人生哲理精华的人生格言，则尤为世人所喜爱，常被作为座右铭，或置之案头，或悬于壁上，晨钟暮鼓，自我警示。为了传播这些人生哲理精华，他经常应他人请求，将人生格言用小篆书写后相赠；有的格言引自原文，有的则系自撰，多为寥寥数字。这些书法作品的落款署名都是“大隐”。据他解释，并非取意于古人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而是取意于钱钟书先生的“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耐得清寂的读书人才堪称是“大隐”。友人鉴于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阐释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古代先哲人生智慧的漫画作品被称为“人生漫画”，便将他的书法作品称之为“人生篆书”。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解思忠就系统涉猎过古今中外关于人生的格言。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为了搞“斗批改”，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批判。

有一次，他偶尔看到油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内容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近代格言和外国格言；当时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把这三本书摘抄完；以后每当看到、听到喜爱的人生格言，也抄录在上面。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着。 言谈之间，解思忠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从2003年起，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一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作为60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献礼”。该书拟收录100句人生格言，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内容力求涵盖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斗方、条幅或横披，并在每句格言后面附600字左右的感悟，总计约6万字。他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共60万字，而现在又要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人生篆书》却只有6万字——在内容、文字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要10倍于前者，其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由于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者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还是一部凝聚作者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写”

上，而是花在“写什么”上。目前，他正从先秦的《老子》《庄子》《论语》，到明清两代的《菜根谭》《呻吟语》《传世言》，系统阅读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典籍；对其中一些像《老子》这样的典籍，则置于案头，反复阅读；与此同时，遴选、撰写格言和感悟，并用小篆把格言书写成书法作品。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且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这种字体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字形优美，在古文字中较易于辨认。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收集关于小篆的资料；每次去书店，都要浏览、选购关于小篆的字帖和书籍；平时在报刊上看到小篆作品，便将其剪贴或复印；外出遇到用小篆题写的碑匾，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近20年来，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小篆的资料。 随着“人生篆书”的传播，向解思忠索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局限于人生格言。

他说，写几个字并不难，凝神片刻之后便可一挥而就，难的是写什么内容，应该力求内容贴切、字句简洁；因此，确定一幅字写什么内容，往往需要思考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陕西省1998在重修仙游寺时要建一座碑林，有关部门远道而来登门求字；鉴于该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他便书写了诗中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里的“天长地久”四字——既形容这座寺院历史年代久远，又暗示白居易曾在这里创作了《长恨歌》。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后收藏作家书画，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魂存”三字——该馆是收藏作家作品、手稿等创作资料地方，也可以看作是存放作家灵魂的地方。中国作家协会2002年出版《当代中国作家诗书画选》一书，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贵先声”四字——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发出时代的先声。 论及书法，解思忠说道：近年来兴起的书法热潜伏着一种危机，这就是较多的关注书法的艺术形态，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曾指出：“中国书法如果失去深广的哲学、美学底蕴，便失去了灵魂。”晚年致力于书法理论与教育的已故著名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学者书法堪称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是书者心性的抒发与情感的倾诉；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是放置诸艺，只作书法，这不仅是他们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我笔写我心”的哲学实践。解思忠表示，他不仅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还将书法视为书者的“印记”——一幅真迹，不仅记录着书者的心灵踪迹，还凝聚着书者本人的其它信息。 兴之所至，解思忠出示了自己几幅已入选出版的书法作品——雍容圆润、静穆古雅之中，透着浓郁的书卷气。他说：近年来，虽然自己的书作曾被收藏、刻碑、出版、展出，但本人既无意跻身于书法界，亦无意于让其成为把玩收藏之物，只希望“人生篆书”能像自己以前出版的作品一样，走进民间；如果自己的书作在内容上有教化之功，在形式上有审美之效，为大众所喜爱，那就非常满足了！ 就在即将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时，话题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指着他办公桌对面墙上与朱基总理握手交谈的照片，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解思忠回忆着说：那是2002年2月28日，朱总理到这个办公楼看望大家时留下的；当时，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已根据新颁布的公司法转任为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代管；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正准备起身到办公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