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对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是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就使行政决定的违法性和不合理性无法得到有效的纠正。我国在参加WTO时已经承诺境外投资者和交易者对我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与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相违背时，可以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法院可以撤销这些决定。他建议把司法审查写进宪法修改中去。

对于有人建议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认为没有必要太迷信“神圣”这样的修饰词，最好是都拿掉神圣这样的抽象表述，直接表述为“平等”就可以了。 从孙志刚事件中，江平想到了宪法监督机制的问题。因孙志刚案件，法院判了肇事主犯死刑，但他认为根本问题不是判死刑能解决的，我们没有一个专门审查和监督违宪的机构，这是关键。虽然现在已取消了收容送遣的规定，但在《立法法》生效几年内，《劳动教养条例》仍然没有改变。这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10年多前起草监督法时其中就有宪法委员会的规定，10年多后仍是无声无息。虽然现有法律明确对法律实施监督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必须有一个常设机构来实施这一职能。当前至少应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将来条件具备时，从议会的监督改为法院的监督，即设立宪法法院。 人权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其实宪法的一个核心就是人权问题，但现在的宪法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个核心。

江平认为，这些年来宪法的修改在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阶级斗争的痕迹在宪法上仍有表现，以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为例，现今全国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如何更好地团结他们呢？宪法第51条本来就已经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但宪法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时又强调“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这样的规定会使人感到宪法不是在保障信仰自由，而是在告诫人们宗教危险。 非典给我们带来一些血的教训，人们都认为要在宪法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享有的知情权也就意味着政府有政务公开的义务。当然政务公开不意味着一切都必须公开，但这个原则必须确立。现在应制定政务公开法，在这个法中要把政府的哪些信息必须公开规定明确，同时规定政府及其负责官员对披露虚假信息或隐瞒重要信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其他如公民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无罪推定的权利保障都应当有所反映，以防止滥用司法权。 在江平心目中，宪法是法律制度的基石。

但法律的基石，起最根本作用的，还是宪法。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体现为宪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认为大家都应该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观念。但他看到，恰恰是人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注意得不足，在我国有一种“法律倒置”的现象，好像越具体的法律越重要，宪法似乎还不如一个基本的法，基本的法还不如单行法，单行法还不如国务院的法规，国务院的法规还不如一个乡政府的决定，乡政府的一个文件似乎好像可以超越宪法，在人们心目当中，它是最具体的。这是一种倒置的法律意识。它也说明宪法宣传得不够，人们的宪法意识不够。 另外他认为，宪法和宪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法律并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也并不等于有宪政。宪政必须体现为民主政治，体现为一种权力制约的精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宪法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而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各个国家可以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别的国家是另外的形式。但是，必须确立民主政治才能够叫宪政，不是民主政治不能叫宪政，这一点非常重要。 十六大把民主政治的内容具体分析为4个方面：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把民主政治的含义明确化了。就民主选举来说，我们现在强调的民主选举是基层的选举。江平认为，民主政治、民主选举确实应当从基层开始，抓好基层的民主选举十分重要，而且我们基层的民主选举也确实越来越体现民主；但是也应该看到，民主选举，光有基层选举还不行。还应该有更高层的，以至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包括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也有一个如何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他在一篇《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的序文中说：“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减少冲突、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用理智的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用程序的方式来革除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解决政治体制面临的问题，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既定程序和过程。” 多年前，江平就呼吁中国需要制定一部《新闻法》。这个提议早在七届人大时就开始议论，已经过去10多年，仍未出台。他深知其中的艰辛。 江平认为，《新闻法》涉及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大问题，它的出台还是不出台，不能仅从保护或是规定新闻记者的权利来看，而是要从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来看。

《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这样的3部法律，不能只看作是某一部门的法，或是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道德准则，它涉及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怎样具体落实。处理好新闻监督和新闻审查的关系，这是健全舆论监督所必要的。审查过严，监督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但如果新闻批评变成不负责任的，甚至通过新闻批评泄私愤，则可能使监督走上歪路。这在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例，从保证舆论监督正常发展来看，制定《新闻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江平肯定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比起以前是大大地进了一步。但同时他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认为找法院不如找新闻媒介，最好找“焦点访谈”。他认为这种现象好的一面是舆论监督确实发挥了监督的功能，但不正常的是，容易使人觉得舆论决定一切。舆论并不完全合于法律，舆论可能有它自己的倾向性。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舆论监督目前还不够规范。 就在江平教授向吴邦国委员长汇报他对修宪的意见后，由内地40多位著名学者于6月19日在青岛举行的民间修宪研讨会，引起海内外关注。这次研讨会是由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青岛大学法学院联办的。

江平教授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经济学家冯兰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出席了会议。 江平教授曾说，我们把民主政治叫做政治文明也好，政治民主也好，既然讲文明、民主，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和宽容，仅仅有一种声音不是国家之福。建立有尊重和宽容精神的、祥和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局面正是作为中国法学家江平教授的努力，也是中国政府的长远目标。

第一辑江 平 （7）

制定“经济法”须知——“法”即“规律” 法国有一位学者这样说过，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几乎没有不懂经济的法学家，因为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必须用法律制度进行约束，法学家如果不懂经济就像不懂政治一样不可思议。 中央高层在追踪了江平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江平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因而中央在研究讨论经济的规范性问题时，江平也是建言人之一。 其实早在1980年江平就和同事在《法学研究》上发表论文《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应是所有者与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国家所有制经济就是一种所有者在上、生产者在下的‘两层楼式’的经济”，指出“正是这种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分离，需要相应财产权的分离，即需要国家和企业都具有对财产的权利”。江平当时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生活的核心所在。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个人从国有企业中解脱出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将国有企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解脱出来是可以办到的，而且借此个人也就走向了经济自由的第一步。这种理论在当时提出是十分大胆的。历史暗合了江平的思路。

1987年江平教授主编了《公司法教程》一书，对传播公司理念和西方国家制度经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他主编的《法人制度论》，被认为是建构科学的法人理论的一部力作。1993年他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思考》以及1994年与他的博士生在《中国法学》上发表的《论股权》等都是具有重要思想性和理论价值的大作。 2003年9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和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一次有关法治经济的别开生面的对话，邀请了江平教授和经济学家吴敬琏、杂家梁治平同台陈说中国经济与法治建设。这次自1986年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高层次的对话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兴趣。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转型促使社会发生全面而迅速的变迁。在变迁中，法律和经济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方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市场经济”方向的发展，而法律的发展就是所谓“法治”方向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有很多种说法，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视野有时就不一样，法学家经常觉得法律要多一点是正确的，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而经济学家恰恰觉得法律多了可能使经济出现过多的干预，反而会出现不正常。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如何来看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怎么来看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法律的作用、角色，便是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是这次对话的主旨。 说起来，市场经济、法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和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江平第一次接触市场经济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经济学家提出“所有制”“所有权”究竟是法学概念，还是经济学概念？有人请江平查一查法学中最早什么地方出现了“所有”“所有关系”“所有制”这些概念。江平当时看了一些罗马法和其他的有关材料，了解有关“所有制”的准确涵义。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冲击。因为那时在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讨论中涉及到的焦点问题就是所有制关系问题，所有制的关系不打破，真正的市场经济很难建立。 后来江平到比利时讲学，在讲到继承法的时候，有位比利时法学家问他中国有没有遗产税。江平说中国还没有遗产税。那位同仁大吃一惊说：中国这么好啊！居然没有遗产税！江平就在那个时候了解到西方的遗产税。在西方，富人要交很高的遗产税，差不多是遗产价值的50%，而穷人没有这个负担。

这让他非常吃惊，当时他和比利时同行开玩笑说：“你们何必非等人死以后让孩子继承呢？生前赠予不就完了嘛！”他们说：“你可不知道，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一样高啊!”江平不理解地问：“为什么遗产税率这么高呢?”他们的回答让江平非常震动，他们说：“赠予、遗产可是不劳而获啊！不是由自己劳动而取得财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要多征税，这和你自己劳动所得收入的税率绝对不一样。”江平又问：“钱拿来干嘛呢？”他们说：“拿来救济穷人啊。市场经济下面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丧失劳动力和竞争不过，机会虽然平等了，但结果还是不平等，所以我们得帮助他们。” 江平想，市场经济下，大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趋同啊！因为西方国家也要讲救济穷人，也要讲不劳而获要多征税，也要考虑机会平等下的结果不平等。这是对他的第二次大震动。 1951年江平到苏联留学时，学到俄文的“法律”和“规律”是一个字；而英文的rule同样也既是指经济上的某种规律，也可以是指法律上的规则。后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法律的规则、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能够正确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

在他看来，把法律的作用夸大了不对，把法律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差别关系缩小了也不对。 许多人认为，只要对于所有的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有了法律规定，那么就是法治了。吴敬琏认为，这实际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不但要弄清楚我们制定的这些法律，它们的宪法基础是什么，还要从程序上来体现它的公正性。正如江平所说的“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 江平和吴敬琏都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虽然越来越多了，但其中不乏“善法”和“恶法”。在江平看来，恶并不是坏，而是指妨碍了现在的经济或者其他事业的发展。他建议反思一下我们国家目前有没有恶法存在，有没有法律过了时却还没有得到及时改变的。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而只认为法律永远是推动作用，不可能起倒退或者阻碍的作用，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或者唯物主义者。 针对目前经济学和法学家对市场经济和法治关系的看法，江平打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经济学家考虑如何做大蛋糕，而法学家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即经济学家把蛋糕做大，法学家来公平地分好蛋糕。但他发现这个观念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

一般说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效率，但是法学家关注的中心目标是公平。“公平”和“效率”的位置怎么摆？哪个更重要？江平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应该是法治的根本的精神，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工具。法律离不开作为工具的作用，但是把法律只作为工具而离开了它的理念，那这个工具就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吴敬琏把法治与法制比成“水治”和“刀治”。他认为“刀治”是要的，但是它要服从“水治”这个理念。江平把这句话理解为，法律如果缺乏理念，就不过是一种“术”而已。 江平很赞成关于“适度法律”的说法。他看到现在人们对行政干预比较反感，但对法律的干预还认识不足，包括法学界里的民商法学者和经济法学者对于法律在干预经济领域内生活的程度上，认识就不一样。民商法强调的是意思自治，经济法强调的是国家干预。 但应该看到，商法律应该贯彻意思自治，但是并不说明绝对排斥国家干涉。就像梁治平说的，不能认为私法只是一个任意法，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国家的干预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要让这种干预侵蚀个人应当享有的、经济主体应当享有的私法的自治。 江平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可能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如果自发到没有任何节制，那么这个时候就恐怕要靠国家的力量来加以某种干预和平衡。但即便如此，江平还是觉得中国目前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如果承认这个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还权于民”，还权于公民和法人，甚至还权于社会。 江平对法学界最近有人提出的“第三种权力”的思想颇为赞同。所谓“第三种权力”就是除了国家权力和民事主体权利之外，还有社会的权力（权利）。他记得有一次足协的阎世铎到政法大学搞了一个对话，当时就争论一个问题——足协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哪些权利义务关系由足协内部规章就能控制？对于球员的处罚，规定禁赛就禁赛，告到法院也不受理，而哪些情况法院可以受理呢？不允许球员转会，侵犯球员名誉，剥夺球员的权利，能不能告呢？当时江平就讲“行规不能高于国法”，但行规与国法的界限在哪里呢？也就是社会权力（权利）和国家权力又该怎么样划分呢？ 江平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政治，或者本身就推动着民主政治。因为市场经济讲主体平等，就有平等的要素；讲意思自治，就有契约自由的要求，就有自由；市场经济讲权利本位，人为本位，那就是人权的问题。所以市场即平等，有平等的要素。

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权，而这些恰恰也是民主政治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不要担心市场经济里会出现一些新兴的有钱人来占领政治舞台或者夺取权力。首先他们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问题显然就会被诉求了。 他觉得政治民主的问题或者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他个人认为民主的一种很重要的精神，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是多数尊重少数！民主政治本身也要求宽容不同的意见主张，尊重就是要尊重人权。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建立了一个宽容和尊重的环境，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就是一个开明政治。我党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开明就是和专制对立，那就是一种环境，舆论上、出版上，以及其他方面应该有这种环境，这就是体现了我们走向政治民主的实际的步骤。 江平在中国法学界德高望重，被称为“中国法学的精神引路人”。这位个性独特且具有赤胆忠心的法学界泰斗，一直得到中央高层的倚重。香港一位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把中央高层继续启用老一辈专家问政称之为“江平现象”。

他注意到像江平、张卓元、吴敬琏等前辈学术精英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而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职位擢贬的影响，思想尖锐，敢讲真话。观察家认为，“江平现象”凸现出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开放，体现的是高层领导越发开明的民主精神。

第一辑江 平 （8）

附录 终生不悔 ——四十年执教有感 江 平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40年了。 40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读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40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

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 真，就是真理，追求真理，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真是真情，纯真之情，不加虚伪，不加矫揉造作。文字能表达真情，语言更能表达真情。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课更精炼，更富于真理，但学生听一堂课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获，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以情感在讲授，若如播音员般宣读，又何异于作文章呢!教师之讲课犹为真热情之迸发，内心宣泄，传之以真理，感之以真情! 善，是完善，一堂课犹如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要精雕细刻的，力求无一败笔，无一赘笔；一堂课也要力求不要讲套话、废话、多余的话!教师犹如艺术家一样，每堂课，每件艺术作品都维系着社会对他自身的评价。工人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商标、产品的信誉，而教师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他自己的信誉。

善就是风格，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讲课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风格就是千篇一律，就是等同他人，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馍”。而嚼别人嚼过的馍是不香的! 美，是师德，师德之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可现今以在高校作教师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我的博士生中有来自台湾的。一天各自谈自己的毕业后的志愿，不少大陆的博士生以毕业后从事政府机关、公司工作为目的，而台湾的博士生却多以能在大学任教为第一志愿。事实上一个正要毕业的台湾博士生也已经努力在东海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只有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己职业的道德。 只有以教师职业为光荣的人才会倾注其心血于育人。美，也是气质。大学是最高学府，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号称常青藤大学里看到的校园文化气质，学生的文明气质，尤其是教授的优美气质，确实是一般市民阶层、商人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