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的中国国防部长，再加上神秘色彩很浓的、屡屡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老道的军事高参熊光楷“助阵”，因此，曹刚川此行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关注的目光。 曹刚川一行对美国的访问无疑是成功的，10月24日他们抵达纽约，第二天即参观了西点军校，接着是对华盛顿的访问。美国对中国国防部长的访问非常重视。五角大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这两位美国国防部的正、副掌门人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友善了很多。曾经在中美撞机事件后下令取消美军向中国厂商定购军帽合同的拉姆斯菲尔德亲自在五角大楼欢迎和接待了曹刚川、熊光楷一行；对中国多次出言不逊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也在曹刚川一行抵达华盛顿的当晚为中国客人举行晚宴。从中美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和消息中可以看到，中美军事高层的会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中美双方还透露，双方同意就2004年两国军方领导人的访问日程进行安排，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和副主席佩斯将军明年将访华，中国军委和国防部其他领导人也将陆续访美。 在熊光楷随曹刚川部长访美期间，正值“中美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

研讨会在得克萨斯州开幕。11月5日，熊光楷副总长出席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由美国前总统布什发起，由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布什总统图书馆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联合举办，是中美建交以来由民间举办的级别最高的两国关系研讨会。因而出席会议的都是中美政界、军界和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及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前驻华大使普里赫和尚慕杰、美国前国务次卿坎特和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等。 熊光楷就中国对地区性安全问题的关切在会上作了发言。 关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熊光楷说：“中国在处理朝鲜核问 题上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我们的基本考虑是朝鲜放弃核计划，同时朝鲜合理的安全关注也应得到解决。”他表示，中国真诚地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任何单方面举措，在北京“六方会谈”的框架内继续积极努力，探索和平、全面、公正地解决朝核问题的途径。 在谈到中东地区安全问题时，熊光楷说，中方对最近巴以紧张局势的加剧深感不安和忧虑。中国认为“以暴易暴”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通过谈判实现“以土地换和平”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惟一有效途径。 在谈到南亚地区安全问题时，熊光楷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近年来也得到较大改善和发展，作为南亚的近邻，中国不希望看到印巴两国兵戎相见。 对熊光楷已经十分熟悉的美国军政界以及公众，再次领略了这位中国将军的魅力。根据美国解密的国防部情报局机密文件透露，美军形容熊光楷是一个“条理分明、头脑灵活”的解放军高级官员。 “RMA”关键人物，欣赏科索沃战争 风云人物科瓦什宁 曾有人问熊光楷，在与国际军事界的交往中，他最欣赏哪一位当代外国军事将领。熊光楷公开表示他最欣赏俄罗斯的科瓦什宁将军。 科瓦什宁将军是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执政前期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被认为是俄军队的少壮派。科索沃战争期间，面对美国及其北约对科索沃的进逼和轰炸，科瓦什宁大将发出强硬声音：“如果俄罗斯面临生死选择，那么俄武装部队的一切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都应被利用。”

战争后期，科瓦什宁采取先斩后奏之法，未得到叶利钦的同意，便下令俄罗斯200余名空降兵鬼使神差地出现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机场，从而打乱了北约的整个部署，使北约在科索沃单独执行维和任务的如意算盘落空。 普京上台后，科瓦什宁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就俄军发展战略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谢尔盖耶夫曾表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通过核武器进行的。作为原俄战略导弹部队的总司令，他想把削减常规军队的费用花在核武器上。而科瓦什宁则主张把用在核武器上的钱用于常规力量建设，因为“俄罗斯最直接的安全威胁就是来自其最邻近的国家”。俄军对车臣战争的胜利似乎进一步佐证了科瓦什宁的观点。因此，普京总统准备牺牲“核武器发展潜力”来发展俄常规力量。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普京总统意识到科瓦什宁对核武器的排斥事实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力，与他的军事大国思想不相适应。为了使俄罗斯沿着战略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平衡发展的方向走下去，普京决定重新调整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战略，并于2001年撤去了科瓦什宁的总参谋长职务。

在熊光楷看来，撇开人们对科瓦什宁的争议不说，科瓦什宁是一位在俄罗斯军事改革、军事外交方面很有成就的军事战略家。比如他在军队建设上率先提出俄罗斯不能背上沉重的战略火箭军的包袱，应将其变成战略火箭兵，同时建立一个航天兵种，以成为未来的“天兵”，因为未来空间战争有可能加强。他提出俄罗斯军队分三个军种（即海军、陆军、空军）和三个兵种（即空降兵、战略火箭兵、航天兵），这是个很大的改革。 熊光楷认为，一个高级将领仅仅有敢上战场的勇气是永远不够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战略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自进入总参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对军事战略的创新研究，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4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身着一身西服，突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今天在这里以教授的身份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作“新军事变革问题”的专题报告。 “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写为RMA。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及战略学界就开始运用这一提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述。

而在这之前，由于冷战结束，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悄悄萌芽。当时的基本判断一是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和使用RMA这个词组。 中国对新军事变革的关注与世界同步。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就敏锐地观察到了高新技术在现代作战中被更多运用这样一个特点，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军队重视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军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的熊光楷便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特点，成为中国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研究人员和重要智囊。 熊光楷的这次报告主要是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他将伊拉克战争分为斩首、震慑、扩大战果3个阶段。

他认为这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反映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三大趋势，即武器装备智能化、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和作战样式体系化。而武器装备智能化具体表现为各类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战争的主角，精确制导武器占战争总弹药量的比重增加明显：越战时为0.2%，海湾战争时为8%，科索沃战争为35%，阿富汗战争达60%，伊拉克战争还会更高。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具体表现为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人数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指挥控制自动化则利用数字技术，以计算机系统作为战争的神经中枢，对战争进行指挥控制；作战空间多维化方面，过去一般是陆、海、空三维，现在运用的已增加到海、天、空、地、电磁五维；作战样式体系化包括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伊拉克战争，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不能好高骛远”。“中国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防御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 针对伊拉克战争中期伊拉克方面做的非正规抵抗，熊光楷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他分析说：“我们既不要忽 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人本主义，世间万事万物都应以人为本，“因为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2003年6月5日，身着便服的熊光楷迈着军人的步伐，出现在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大厅。这次他是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来为党外人士作关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报告的。人们看到了一个智慧的中国军人肩上所承载的全部光荣。

第一辑房 宁（1）

民族不自立，谈何“全球化”？ 房宁，1957年6月生，现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多年来以其独特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变化，揭示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当代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新的诠释。代表性著作：《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等。

全球化的实践使“地球村”断裂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金十亿”富裕幸福、直上云天，南方贫穷的五十亿却堕入尘埃。 ——房 宁 美国失算于房宁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今，房宁教授在世界的行走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对房宁甚为了解的学者曾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中，房宁是为数不多的以尖锐眼光质疑西方、批判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房宁的不妥协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他成为最早站在非西方立场系统研究和批判全球化的一位中国学者，他的著述为中国日益崛起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房宁一直不接受外界加在他名头上的种种修饰，他的低调和不事浮华是出了名的。但从1995年他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调查结果所引起的震荡，到1999年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预言全球化将带来“发展的陷阱”，再到2003年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精当论述，这一系列动作无不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觉醒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海内外不少研究者一直把他视为中国富有特色的杰出思想家之一，而美国有关部门则把他当作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而加以关注。

房宁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中医世家，1977年，20岁的他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他获得了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也就是这次美国之行使他对西方的繁荣有了一种由表及里的洞察，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年在同事和家人羡慕的目光下，他怀着激动、好奇的心情飞到了大洋彼岸。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房宁并没有沉浸在美国的繁华梦中，而是以一种学者的责任感仔细观察和了解美国社会。他有机会走访了美国很多个州，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民。 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房宁：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房宁说：美国富裕呀。那人又问：你知道我们美国为什么富裕吗？房宁自嘲地答道：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对经济学问题不太清楚。那人却说：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学术问题，这是我们美国人都知道的一个简单道理，我们美国从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钱，装到我们的兜里，我们的生活当然就好了。 这次看似调侃的对话却对房宁产生了很大震动。他开始注意到了美国富裕繁华背后的东西，这也许是他能够走出80年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某些意识的开端。由此发端，房宁开始为我们讲述起了另一个美国故事。

美国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的垄断优势，占据了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它乘全球化之机，从世界每个角落赚取超额利润。当巨大的经济剩余流回美国的时候，美国人尽情地享受幸福生活。于是，对全球化的另类描述“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进入了当代中国的话语。 仅一年的美国游学使房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沉重起来。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化浪潮，他感到了中国将遇到的巨大压力。回国后他开始认真研究起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找到应对之策。90年代中期，房宁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今天他关于全球化的许多观点以及在中国语境中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在那本书中找到它们的原型。 有人说，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但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流露着他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关照与思考。像房宁在20世纪发表的所有著述一样，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民族主义”这个词语，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发端。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中民族主义思想还处在萌动状态，那么同年他与王小东等人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

的民意调查，则是他们对当年还潜藏于青年一代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一次公开的发掘和张扬。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王小东称为的“逆向种族主义”，这股思潮给当年那一代人带来深深的迷茫。而90年代中国人在开放进程中对外部世界、对全球化了解的加深，加之中国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思潮逐渐地发生了转化。本来就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主流格格不入的房宁和另一位也在苦思中国出路的学者王小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风向转变。他们知道对未来具有决定作用的是青年，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于是他们想到要搞一次面对青年的民意调查，以了解当代中国青年对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从而诉诸青年、诉诸未来，以振作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马明洁对他俩的想法表示认同。 1995年5月30日，由房宁、王小东和马明洁策划的《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问卷在《中国青年报》公布。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通过报纸公开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调查中国公民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得到社会的强烈反响。

问卷公布的当天就已收到读者的反聩，一个月后问卷回收达到了12万份，超过了当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的15%，也完全出乎房宁等人的预料。 在这个调查中，策划者设定的诸多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你认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是哪一个国家？”“你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国家？”“你最不喜欢哪一个国家？”结果出人意料：75%的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美国。 由于这一调查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真实的思想动态，因而引起世界的哗然，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媒体不但作了报道，还转摘了部分问卷的内容，并以专题分析文章对此次调查进行深度透视。这些媒体普遍认为，这次发生在中国的令人预料不及的民意调查，预示着当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一场即将到来的爱国主义的热潮。 在持续的新闻轰炸中，尽管主要策划人之一的房宁一直拒绝接受采访，但他还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物，引起国内外的关注。美国的一些学者在了解房宁的经历后不无感慨地说，美国的经历没有把房宁熏陶成一个亲美的学者，反而造就了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令人不可揣度。有人戏谑道：美国送给中国一个民族主义者。

第一辑房 宁（2）

中国青年的排美立场令克林顿备感威胁 《中国青年看世界》调查的综述文章——《面对“圣徒的营地”》，出自王小东的手笔，形象而透彻地反映了呼之欲出的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维和叙述的方式。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源于1973年出版的巴黎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小说的作者在诠释他的创作缘起时说：“一百万贫穷不幸的人，他们惟一的武器是他们的贫弱和他们的数量，为苦难所压倒，为饥饿的棕色和黑色的孩子所拖累，要踏上我们的土地，他们的先头部队正冲击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西方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确确实实看见了他们，看见了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一个我们现有的道德标准绝对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 而中国青年眼里的世界是一副什么样子呢？“中国青年看世界”表现了他们这样的看法：这个世界的确分成了两个或更多的营地，一个是西方人的营地，可谓“圣徒的营地”，另一个是其他不那么幸运的人的营地。那个幸运者的营地不愿意接纳不那么幸运的人。如果幸运者们愿意像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伸出手来帮助那不幸运的人一把，自然是好事，但就“圣徒的营地”

之外的人们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 由以上的诠释我们可以领会房宁和王小东等人对调查所寄予的意味深长的期待。几年后房宁在其研究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的著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中的一段表述，可以佐证他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对中国青年的一贯期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新一代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国门打开，开阔了他们的视野。青年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既改造了作为对象的客观世界，也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以改造，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青年人认识社会的过程，是他们社会意识产生、发展的过程，是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化的过程。时代造就了一代青年，青年又将促进时代的发展，今天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将在明天的某个时候变成生活中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决定着社会的未来，青年身系中国在21世纪的前途和命运。 事实上房宁感到了欣慰，因为这次调查的影响，不仅超出他们的预想，而调查结果又进一步对中国青年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产生了反馈效应。这次调查的影响还超越了国界，触及了美国人的软肋。总之，这次调查所产生的影响远没有在1995年结束。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首先指责这些调查是含有水分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然后又称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消极宣传造成的影响。因为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基调是与美国友善，而90年代中国宣传机器调子转了，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冷淡。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名道姓骂房宁在“作秀”，房宁回应道：如果在某些“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是个罪名的话，那就请历史来审判我们好了。 调查结果自然也引起了靠世界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的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克里斯托弗起初对调查结果深表怀疑，他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会对美国有如此消极的看法。因为1989年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流行的普遍看法是中国青年一代会变得日益亲美。但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改变了原来对美国的看法。中国青年中间，特别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大学校园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与意识出乎意料地复苏和发展起来，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美国的利益，是与美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的。 在迟疑中，克里斯托弗把电话打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确认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无奈地告诉他，调查结果完全真实。

美国政府不安起来。克林顿政府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中国的最大失误是低估和没能抑制住中国青年一代民族主义意识成长。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检讨在对华政策上的缺漏，明白对中国进行遏制是不可取的，应该变遏制为接触。后来克林顿在国会发表的一次阐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重要讲话中，援引了这次调查的数据作为其政策变动的论据之一。他援引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在民意调查之后一年热销全球的政治时评奇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青年看世界”、《中国可以说不》，让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美国人在内心里多少带几分藐视，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对蕴藏和崛起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风潮却不敢小视。 民意调查冲击波把房宁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他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青年的政治情感取向，他于1997年再次与《中国青年报》合作，发起“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的调查，再次引起轰动。外交部人士对房宁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