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讲得口干舌燥，最后当他发现无论如何难以促使他们转多时，只好退一步而求其次。他说：“即便你们一定坚持不离上海，也决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知道你们的下落。他们会马上把你们逮捕起来，到那时候，你们还能在上海从事革命吗？” “可是我们住到哪里去呢？”安昌浩似乎理解了王亚樵的善意。 王亚樵急忙从怀里掏出叠钞票，放在安昌浩面前说：“这些钱是要你们几个人马上更换服装的用费。因为你们这种朝鲜人的服饰在上海很显眼，不管你们住在哪里，都不会逃出日本特务的眼睛。至于住在哪里，就由我们来想办法。我会马上给你们在较为安全的地方，重新购买一幢住房的。我希望你们尽快搬过去。因为这地方太危险了！” 安昌浩和金九接受了王亚樵搬家的建议。 第二天、王亚樵吩咐王亚英和几个斧头帮门徒，在上海圣母院路98号购买一幢小楼。 当天夜里，安昌浩、安昌杰、尹奉吉和李东梅等人，都分头搬过去，只有金九老人仍然住在静安寺小教堂后面的院子里。但是，虽然安昌浩等人从原来居住地搬迁出去，仍然没逃出日本特务四处搜索的眼睛。

4月下旬的一天，就在上海报上先后刊登《白川义则大将以身殉职》的新闻以后，王亚樵又从可靠渠道获悉虹口爆炸案死伤者的进一步情况。原来，朝鲜独立党人制造了虹口事件后，日本人一直对外界封锁消息。他们先在报上称白川义则大将只受了轻伤，而且经医治已经痊愈，不日即可出院。一面又扬言虹口爆炸案，是中国人暗中操纵策划的，暗示是王亚樵的“铁血暗杀团”所为。现在白川大将的死亡噩耗公开后，王亚樵才惊喜地发现，由金九和安昌浩等人制造的爆炸事件，原来死伤者远不止上海报纸上宣扬的那样轻松。 王亚樵后来得到的情报是：除白川义则大将五天后即告死亡之外，另有日本特务队长河端也同时丧命。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了一条腿，但侥幸活了下来；另有三个日本高级官员伤势严重，现在仍住在日本医院里。他们分别是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陆军少将野村贤二、日本驻日领事村井。 上海的日本军警特务和宪兵，都像发疯一般地再次出洞了。他们通过大搜查和验证户口等手段，最后终于发现了安昌浩等人的匿藏之地。不久，安昌浩和尹奉吉等都遭到了逮捕。

只有金九老人在王亚樵和一些中国正义军人的掩护下，逃出了侦骑四出，罗网密布的上海滩，秘密前往嘉兴农村隐藏。金九在即将离开上海之前，为了转移日本人的视线，也为保护王亚樵和他的“铁血锄奸团”，连夜写了一封公开信，寄到上海《申报》。该报次日即以《虹口公园爆炸案之真相》为题，全文公布了金九的信件。他写道： “虹口公园之炸弹案，日方力图和某机关相连，以求达其目的，真相今犹陷于黑暗之中。余为此次全部事件之主使者，为人道与正义及希望唤起友人，从事打倒日本侵略政策之工作起见，特将本案真相昭告世界。余今不复在沪，故可直言无讳。 计划与实施：盖日本已成为远东及世界和平之威胁，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蝥贼报仇雪恨。派尹昌吉于4月29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领袖。4月29日晨，余召青年爱国者尹奉吉至寓，授予手制炸弹以杀敌。彼肃然受命，尊行余之训令，乃彼时含泪握手，期以来世相见，余遂雇一汽车，载彼往虹口公园，祝其成功而别。 尹奉吉简历：生于高丽礼山，见日人对朝经济和政治压迫日甚，将驱朝民破产与死地，乃决意为国报仇，弃家外出往上海，服务于虹口小菜场某菜蔬店，静候良机。末几，即加入韩人爱国团。

……余为谁？为此文者金九，即日人竭力追捕者。年五十有七，余之余生，誓奉献于救国与觅求国人永远自由之役。余自1896年时，即开始冒险事业，30年来，余始终末露真实姓名，故获保全性命，余知个人之生命，即在指顾之间。因循途中国，以余力与日本奋斗，而世界列强则不愿与之为敌。余之武器，唯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今后余仍将奋斗不懈，非至我国恢复独立，决不终止也！” 王亚樵真正见识了一位有侠肝义胆的朝鲜爱国者的心！ 他知道金九所以在恐怖气氛之下，在离开上海之前亲笔写下如此义正词严的书信，又要求在报上公开发表，一是为迫使日本释放已经被他们无辜逮捕的朝鲜侨民，二是想保护与这起行刺案有着直接关糸的王亚樵。王亚樵不能不为这些有骨气的朝鲜人洒下一掬同情之泪了！ 后来，尹奉吉和安昌浩等朝鲜独立党员，都被日本军方解至日本东京，进行公开审判，不久都被判处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