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64年，距离“日内瓦战争公约”还有整整64年。当时，在战争的非常状态下，人们还没有清醒地要求人道对待战俘的理性思考。威尔兹上尉，就其个人来说，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贪污或克扣战俘营经费的情况，也并没有发现他有恶意折磨战俘的劣迹。可是，那些逃跑后被抓住的战俘，曾普遍受到长时间捆绑在柱子上，甚至受到双手悬吊的体罚。在当时，人们认为，对于“逃亡”，这样的惩罚是“不过分”的。 这个战俘营在1865年4月，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关闭。威尔兹上尉被判处死刑。他是美国第一个由于“虐待战俘”这样的“战争罪行”被处死的人，也是南北战争后惟一因“战争罪”而处死的人。临死之前，威尔兹上尉说，“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有关“威尔兹上尉之死”的历史争论由此而起。 争论的焦点是，战争罪责的承担者究竟应该是谁。除了相关的军队领导人，以及当时战争期间的严酷条件以外，当时人们的人性觉醒的程度，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南北战争时期，战俘的待遇普遍都很低。

绝大多数战俘营的死亡率都在15%以上。由联邦军队管理的，关押南军俘虏的纽约州埃尔米拉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那里的高死亡率，是由于冰天雪地中的战俘营，没有提供给战俘足够的御寒设施，他们大多是被冻死的。 在南北战争期间，有55,814个战俘，死在双方的战俘营里，有大量战俘曾经生活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这是美国人共同的耻辱。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有《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整版整版地刊登双方公布的战俘名单。这些报纸要在交通状况极差的条件下，由马车或是步行，长途跋涉送到战俘家属手里。当时双方都有战俘登记和公布名单的制度。一个叫克拉拉•巴彤（Clara Barton）的妇女，在战争中受林肯总统委托，专门收集失踪士兵的情况，以便通知他们的家属。战争刚刚结束两个月，她和联邦军队的摩尔上尉（Capt. James M. Moore），以及一名19岁的安德森维尔的前战俘，朵伦斯•安特瓦特（Dorence Atwater），来到安德森维尔。在作为战俘关押期间，安特瓦特曾被战俘营特别指派为登记死亡的书记员。

他们带领34名士兵，在原来的战俘营地，在南军做的战俘营记录和安特瓦特原有的登记基础上，展开辨认和标志死亡战俘墓葬的工作。 2个月以后，1万2千多个死亡战俘的墓葬被确认和标志。最后，仅有460个墓葬无法得到确认。他们最后被安葬在一起，这就是“无名联邦士兵之墓”。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片绵延伸展的墓地。入口是三个相互扶持的战俘的塑像，似乎以他们最后的生命力，在支撑着生的欲望。墓碑都是统一的形式，十分简朴，不过尺把高的白色大理石，整齐地在大片草地上排开。每一块墓碑，都有受难者的姓名，和他来自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后人，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他，给他放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才更深切地理解，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安德森维尔划归内务部国家公园局管辖，1999年4月9日，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正式成立。它是为历史上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战俘而建。它是现今世界上惟一的战俘博物馆。它的建立，旨在伸张“日内瓦战争公约”的人道主义精神。

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当士兵在战场上被迫放下武器成为战俘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已经结束，苦难却刚刚开始。他们将要遭受的肉体磨难和屈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悲惨的一面。他们为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做出的牺牲最大，头上的光辉却最少。身为战俘，他们是最透彻地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人。就像安德森维尔的一个战俘说过的：“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离开博物馆，我们穿过公路，又穿过铁路，来到不远的地方，森林中安静的安德森维尔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村子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历史博物馆。看管的老太太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她已经习惯听到人们告诉她，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说，是啊，不论这里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回去以后，他们一定都会记住安德森维尔的，就像我们一样。